三月，在神州大陸應為仲春時節，“時也木德盛、陽氣充，春芒甲坼，青青兮蔥蔥；春土脈起，油油兮溶溶”，寓意著新的開始，萬物勃發，以及複蘇和希望。
而在漢洲大陸，卻正值秋收，象征著收獲和豐收，是農人對勞動成果的喜悅和感恩的時刻。此時，夏天的熱烈已然過去，涼爽的秋天則帶來了微風和金黃的色彩。
就在這個秋意盎然的季節，齊國科技屆也迎來了每年成果的收獲時刻，一年一度的皇家科學最高獎也將陸續公布。
皇家科學最高獎的前身是建國初期所設立的工業成果發明獎，政府對工業領域中湧現出的各種發明和改進，予以重金獎勵，以此來促進齊國工業技術的進步和發展。
及至後來，太祖皇帝將這種成果發明獎又進行了若乾細分和擴大，包括機械（包括機械發明創造、工業新設計和改進）、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地質，以及農業生產等諸多領域，即凡是在過去一年中為齊國帶來重大工農業和科技利益成果的人，皆予以高額獎金，以示勉勵。
待太祖皇帝於乾武二十八年（1670年）登基稱帝後，設立皇家科學基金，並將這個成果發明獎重新命名皇家科學最高獎，獎金額度也從最初的一千五百元，提高至三千元。
每年，皇家科學院、長安自然科學院、黑山工業研究院、皇室基金委員會等機構會對過去一年中各個領域出現的科技成果或科學發現進行評議和審核，最後逐一確立各個獲獎名單。
自遷都長安後，皇家科學最高獎的頒獎地點便一直被定為長安皇家大劇院。而且，依舊延續了太祖皇帝時期的慣例，皇帝陛下將親自出麵，對諸多獲獎者頒發榮譽獎章和獎金，並設立國宴款待這些帝國最為傑出的人才。
倘若，某項獲獎的科學成果、工業發明或者農業改進，被證明足以顛覆目前現有的狀態，並能創造出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那麼皇帝陛下還會對獲獎者封賜爵位，使之一舉邁入帝國貴族階層。
紹寧五年（1690年），齊國為了吸收引進全世界最優秀的科技成果，皇家科學最高獎的評選範圍也不再局限於齊國境內，而接受來自世界各國的科技成果推薦，在經過諸多專家學者的評審後，一旦被認定符合獲獎條件，依舊會授予榮譽獎章和獎金，以及相應的帝國爵位。
若是外國獲獎者願意移民齊國，將會自動獲得國民身份，皇家科學院還會將其吸納為院士，並給予大筆的科研基金，用於資助其後續的研究和探索。
至於房子、票子、車子，皇家科學院自然也會不吝給予，足以確保被引進的外國學者可以心無旁貸地實現科學研究的目的。
在齊國，隻要能獲得皇家科學最高獎，那對於個人而言，絕對是名利雙收，更能讓一個藉藉無名的人輕鬆實現階層的跨越，走上人生巔峰。
據說，今年的獎金可能會有所增加，由原先的三千元，提高至五千元。
增加的原因嘛，除了考慮到物價通脹的因素外，還有就是皇室科學基金獲得了一筆大額資助。
一位來自秦國的“土豪”一次性向皇室基金捐獻了二十萬元的巨款，從而大大豐裕了評選委員會的財力，使得獎金額度在保持了五十年後，得以大幅增加。
是的，皇室科學基金會的資金來源已經不再僅局限於皇室的撥款和皇家商社的資金捐助，而是越來越多樣化，開始接受民間團體和個人的捐獻。
畢竟，皇室的開銷也是越來越大，像這種科學性和公益性的極強的項目開支，也不能全都讓皇家自個承擔。
誠然，皇家商社幾乎在國內所有賺錢的行業都有投資和入股，產業規模巨大，每年獲得的利潤數百萬元，堪比一個中等國家的財政收入。
但架不住皇室的日常開銷也是日益增加，皇室宗親的供養、宮室莊園的營建和維護、民間福利保障的維持和改善、慈善基金和科學基金的持續投入，以及皇家的各種賞賜和讚助。
在泰平帝時期，為了避免“與民爭利”和“仗勢欺人”的惡嫌，皇家商社便陸續將旗下經營的紡織、服裝、糧油、食品、製糖、木材加工、五金製造等眾多產業脫手賣出，轉而進入礦產開發、種植園經濟、遠洋運輸、船舶製造、鋼鐵重工、新技術開發、鐵路和公路建設等諸如此類的行業。
這些行業的特征十分明顯，那就是初時投資大，但資金回收慢，甚至還有可能不會盈利，或盈利很少。
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皇家商社承擔了一部分本該是由政府投入的社會經濟責任。
不過呢，這個帝國按照傳統的“家天下”來論，好歹也是皇帝的，錢都是花在自己家裡了，也是理所應當的。
內閣政府對此自然是樂見其成，不僅可以使國家財政少一分投入，還能直接消耗皇室的財力。
你說，麵對一個無法能在財政上拿捏的皇室，內閣政府如何在皇帝麵前硬起來？
在華夏古代的政治體製中，皇帝一直都是國家權力的核心，在秦朝以後，皇帝也一直在駕馭著古代官僚帝國的政治運作。皇帝的出現與地位的確立，代表著古代的製度向新的方向發展。除了皇帝之外，在這樣的製度中，又出現了權力的主要執行者，那就是宰相。它是與皇帝不同的權力中心的代表，他們共同組成了國家的政體和權力結構。
縱觀華夏一千多年曆史，以宰相為核心的中樞機構演變史，就是君權和相權互相摩擦和爭鬥的曆史。
君主與宰相在這樣的權力機構中，都有著不一樣的存在價值，雖然君主與宰相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一個統一的存在，可是在具體的機構運行過程中，在具體的製度的製度變化裡麵，雙方對權力的爭奪非常激烈。
韓非子曾經曰過，“人臣太貴，必易主位。“
這就表明對於臣子的存在，很多政治家已經意識到了其對帝王的威脅性，也揭示出君權與相權之間必然是有矛盾的。雖然，宰相的權利來源於天子，依附於君權，跟君主是有很大的關係的，但是，宰相也是具有獨立性的，二者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仍然是有鬥爭的。
對於皇帝來講，丞相等其他臣子的存在，隻是他權力的一個衍生物，然而君主都是猜忌的，對於自己權力的使用也是非常警惕的，於是不可避免的與相權發生極大的爭奪。在曆朝曆代，中央官製的設立和執行上麵都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是極其被重視的，二者的鬥爭也是非常激烈的。
在傳統的政治體製中，君主和臣子共同組成了中央官製的核心。在體製最先誕生的時候，這兩個要素是互相依存的，也是互相影響的。在最理想的狀況下，那就是君主掌握了最高的權力，而臣子隻要聽從君主的安排，那麼就能夠維持安穩的秩序，就能夠讓這個機構運行下去。
皇帝最先設置宰相的目的就是幫助自己管理百官，分擔自己的事務。這樣安排的實質就是皇帝希望所有的權利還是攥在自己的手裡，而宰相隻是自己手裡的一個工具。然而，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英明如秦始皇，賢能如唐太宗，仍然沒有辦法掌控所有的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