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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從江州溯長江而上，穿三峽到達忠州，興衝衝到了城內，卻發現這個江邊小城，連條能跑馬車的平路都沒有。
“更無平地堪行處，虛受朱輪五馬恩。”白居易本是刺史，可乘用五馬朱輪的專車，但忠州儘是崎嶇陡峭的石磴路，他隻能“虛受朱輪五馬恩”了。白居易在當晚寫就的《初到忠州贈李六》詩中，發出這樣的怨歎。
不過，白居易一向以“兼濟”為誌，既已來到了忠州，他希望自己可以在這裡有用武之地。
他相信通過自己的勵精圖治，一定能改善忠州的現狀，為朝廷分憂，為百姓謀福。在《忠州刺史謝上表》中，白居易寫道：“誓當負刺慎身，履冰厲節，下安凋瘵，上撫憂勤”。
正如後世史書所記載，白居易任忠州刺史“忠國事，勞民事，勸農生產、鼓勵農桑，身先躬行、省事寬刑、憐老愛子，開山修路、植樹種花、與民同苦樂”。
唐初，征收賦稅沿襲北魏的租庸調製。租庸調以人丁為依據，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繳納一定量的穀物，叫作“租”，可以用絹或布代役，叫作“庸”，繳納定量的絹或布，叫作“調”。
後來，土地兼並便在逐步發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增多。農民逃亡，政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
安史之亂以後，國家失去有效地控製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並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軍政長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批準，於是雜稅林立，中央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製度非常混亂。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楊炎建議頒行“兩稅法”。兩稅法是以原有的地稅和戶稅為主，統一各項稅收而製定的新稅法。由於分夏、秋兩季征收，所以稱為“兩稅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貪得無厭的官吏又在兩稅定額之外巧立名目敲詐勒索，如“間架稅”、“除陌錢”等等。許多官吏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稅之外橫征暴斂。沉重的苛捐雜稅，使勞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慘境地，“兩稅法”實際上已不再存在了。白居易上書向皇帝建議“宿弊必除，舊章鹹舉”，並在忠州竭力推行這一**主張。
自白居易就任刺史後，忠州連續兩年大豐收。白居易曾在衙前宴請府吏和州民，興高采烈地欣賞“蠻鼓聲坎坎，巴女舞蹲蹲”。
年終歲尾，白居易格外思鄉。離開長安城快五年了，他感慨良多，作了這首《歲晚》，勸慰自己：“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宴，物皆複本源。何此南遷客，五年獨未還。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彌安。亦嘗心與口，靜念私自言。去國固非樂，歸鄉未必歡。何須自生苦，舍易求其難。”
既然天子有命，屯分有令，那麼心就此安下，但做實事，不問前程。歸去未必是福，離開也是一種新生，何必對過往糾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