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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去世前後，韓愈在經曆仕途的顛簸。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憲宗派使者前往鳳翔迎佛骨，長安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認為供奉佛骨實在荒唐，要求將佛骨燒毀，不能讓天下人被佛骨誤導。
奏章是大臣與國家最高權力對話的一個特殊管道，不但是**家實現政見和**博弈的工具，更是需要有效運用的談話策略。《論佛骨表》雖然是一篇能反映韓愈獨特論述風格的文章，但卻是一篇失敗的諫書範例。
這是一次失敗的對話。韓愈在勸誡時未能成功預設對方角色身份，在“表達—接受”互動過程中缺少共同點，給人以“事佛年促”語義暗示，觸怒了憲宗，導致對話的失敗。
成功達成對話目的，首先應該考慮的是目標受眾，預設的接受者是怎樣的特定對象，考慮接受對象的角色身份、知識結構和知識層次。
在對話的一開始，韓愈便以強勢姿態開場，先舉正反兩方麵材料，力圖揭示佛法之不足信，並列舉了佛教未入中國之前，自黃帝至周穆王十幾位古代君主皆壽考恒久而國祚綿長，而一旦佛教流入中土，則亂亡相繼“年代尤促”。氣壯言疾，殊失人臣之禮，更不要說作為論據的例子並無確鑿史實根據。特彆是梁武帝的例子，更有暗指憲宗“事佛年促”的潛台詞效果，韓愈的目的在於說明事佛誤國，卻使話題朝著議論君主執政和壽命長短的方向進行，偏離雙方的共同點。未能正確預設對方角色身份，這是韓愈犯的第一個錯誤。
憲宗二年曾下詔書，有“天下百姓，或冒為僧道士，苟避搖役，有司宜備為科製，修例聞奏”之語，原意隻是不許百姓冒充僧道，並非反對佛法。韓愈卻故意借題發揮，牽強附會，意在攻訐憲宗自食其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辯論技巧，雖在對話中很有氣勢，但過於強勢，剝儘憲宗顏麵，借由“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何更惜身命”的遞進句式反問，總結奉佛“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這樣過於嚴厲的語氣似乎也不符合臣子的對話身份。韓愈曾作《師說》，也以好為人師而著稱。韓愈上諫的話語也頗有幾分以人師自居的味道，用錯了勸誡身份，這是第二個錯誤。
在對話的過程中，還應注意對話所用的句式、語氣等，韓愈相當頻繁地用到了反問句，這樣過於激烈的對話方式和上引祖訓，下援詔書，實質上指斥憲宗違逆祖宗的反詰，無異於進一步**了對話空間。
果然，憲宗覽奏後大怒，要用極刑處死韓愈：“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鹹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
對皇帝的“大不敬”屬於“十惡”重罪，按照唐代律法，“十惡不赦”，應處以**。裴度、崔群等人極力勸諫，憲宗卻仍憤怒。一時人心震驚歎惜，乃至皇親國戚們也認為對韓愈加罪太重，為其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