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商稅’，謝卿家於文書中寫的很是詳細，無需多說，朕想知道的是，卿家大幅度提高稅率，就不擔心商賈們離開嗎？”李治問道。
謝岩道：“回陛下話，臣很擔心，但是商賈們更加擔心的是，他們擁有的錢財，能否得到朝廷的認可。”
李治仔細回味了一下謝岩的話，不解地問道：“朝廷認可？是為何意啊？”
謝岩道：“商賈不直接從事生產，僅僅依靠將一些東西販運到其他地方，從而獲利，從表麵來看，似乎有不勞而獲之嫌，然事實上卻是，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付出很多，獲利雖厚，卻也風險極大，稍有不慎就會血本無歸，然這些都還在他們可以承受的範圍內，真正令商賈擔心的卻是，他們的獲利當中，交給朝廷的極少，那麼以之相對應的是，朝廷並不承認和保護他們的財產，換句話說就是，任何一處官府，隻要願意，隨意弄個罪名就可以剝奪他們的全部家產，為此，商賈們不得不依附於他人，以尋求保護，故，隻要朝廷認可他們合法的獲利，大幅度提高稅率，並非商賈們不可接受之事。”
對於商賈行“投獻”之舉，李治多少還是知道些的，隻不過他弄不清楚“稅賦”本身的含義和作用。
古代的稅，有正稅、雜稅之分，所謂正稅，即農業稅，也就是田賦。。
一般而言，正稅在各個朝代都不太重，因為傳說中的聖君明主都是要輕徭薄賦的，有這樣的道德榜樣在前，既是再混蛋的皇帝也不願意落一個橫征暴斂的名聲，所以門麵功夫他們還是要裝的，那麼，給皇帝“撈錢”的重任就落在了“雜稅”之上，加上還有地方官府和某些官員的發明的“捐”，於是乎，“苛捐雜稅”就誕生了。
“商稅”屬於“雜稅”一種，本質上也是給朝廷增加收入的手段，但是，由於古代商人沒有地位，加上缺少有效的統計方法和手段，所以基本上就是朝廷定一個大概的稅率，具體怎麼收，幾乎全由地方官府說了算，由此出現了“投獻”之風，商賈依附在權貴門下，以此獲得保護，同時少交“商稅”。
至於說“稅賦”的實質意義，那也是後世才有一個明確說法，而且還是各國各樣，說法不同，在此就用不著多談了，總之一句話，皇帝李治他不懂！
不過，聽完謝岩一番話後，李治多多少少還是從中間聽出些內容，最起碼他想通了一件事，那便是與其讓商人們“投獻”，不如讓他們當成“商稅”交給朝廷，朝廷有了錢，那不就等於自己有錢了嘛，至於說認可商賈們的財產，聽起來好像也沒什麼毛病。
“謝卿家認為，當如何承認商賈合法獲利呢？”李治問出了至關重要的一點。
好在謝岩早有準備，道：“若陛下應允鄉裡試行，臣將發布政令，告知商賈‘無聖旨、不抄家’。”
古人的財產，除了田地、房屋就隻有家裡的錢財了，所以，“抄家”一直都是古代地方官府和某些官員致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哪怕是皇帝下聖旨“抄家”，同樣有人從中牟利，謝岩提出的簡單方法，就是在保留皇權的同時，遏製地方官府的權力，當然，隻是在“衛崗鄉”試行。
“原來如此。”李治輕輕念了一句，然後道：“卿家緣何執意要推行‘新商稅’？‘衛崗鄉’雖小，卻也是大唐國土，據朕所知，那裡稱得上百業俱興，堪稱我朝治理典範。”話中之意非常明確，既然什麼都很好了，何必還要折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