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究竟需要一隻怎樣的“水師”？
嚴格來說，不論馮寶或是謝岩，均無一個明確答案。
“重建水師”是個技術問題，而“水師”作用，卻是個戰略問題。
自古以來，凡事講究“謀定而動”，《孫子兵法》又雲：上兵伐謀。而這個“謀”，實則即是“戰略指向”。
不管李治是否想到了哪一層，但話中意思倒是明明白白地在征詢。
事，由馮寶提出來，謝岩亦有推動，此時若不能說出些內容，顯然不合時宜。可說些什麼，怎麼說呢？謝岩思慮片刻，覺得還是實說為好，畢竟有些事情，現在不說，日後也會發生。
“陛下，縱觀今日之大唐，西、北兩麵，疆域已近極致；‘高句麗’苟延殘喘，他日定滅其國；西南‘吐蕃’，地利太過明顯，短期難以撼動；東、南皆為海，隔海相望已知有‘倭國’、‘流求’、‘新羅’、‘百濟’等，雖不構成威脅，然海上流寇以及莫名之地潛在敵人，相信不在少數，因此，‘大唐水師’理應能跨海遠征，揚天朝威名於域外。”話到此處，謝岩停頓片刻，看了下眼中閃動光芒的大唐皇帝李治，接著道：“終前隋一朝，至先帝太宗，數度征伐遼東均無功而返，究其原因，難以在冬季前決勝，乃其一也，然若有一支能遠征之強大水師，可自‘登州’跨海向東，運送精銳悍卒登岸於‘高句麗’大軍後方，完成前後夾擊態勢，如此可破其防線，提高大軍推進速度。”
從已知結果進行倒推，是謝岩來大唐後常用作法，避開言及“水師”諸多實用，但唐人難以理解的作用，單就在“攻伐高句麗之戰”中的用途，進行了簡單描述。
征伐“高句麗”一國，收複“前漢四郡”，那是隋、唐幾代帝王的心中執念，也是李治比肩先帝乃至超越的標誌。可是他知道，此事急不得，且非常不易。
“高句麗”軍力不弱，加之地形險要，難以速戰速決，故對其用兵，往往因戰事進展緩慢，拖延至冬季，而“遼東之地”，冬季′酷寒，大軍難以適應，且糧草運送困難，致使無法堅持，以往中原王朝的失利，幾乎皆是如此，這也是李治始終沒有最後下定決心遠征的根本原因。
在後世，稍微有點軍事知識的人都知道，大規模“兩棲登陸”，開辟“第二戰場”，是應對正麵戰場難以速勝的不二法門。
李治幾乎不用多想也明白，在前後夾擊之下，“高句麗”依托地形以及“軍寨”、“城池”組成的防線，很難有效協同，被逐一擊潰，或收縮防線，當屬必然，如此一來，可為大軍突進，爭取到更多時間。而時間多寡，恰恰是一個關鍵要素。
不得不說，謝岩的切入點非常好，李治若不心動，才是怪事。然而，有些事情的發展，往往就是那麼出人意料。
李治靜靜地聽完謝岩敘說，卻冷不丁又問了一句：“‘水師’僅此用乎？”
“嗯——？”謝岩心裡頗為疑惑，心說：“這還不夠嗎？”
可既然皇帝覺得理由不夠充分，那就得再說下去，於是謝岩繼續道：“‘水師’可運糧、運兵、靖海以及肅清海麵流寇，此外，另有一用途，即保護‘海客利益’，當為朝廷增加歲入。”
“此話怎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客亦不例外矣！”謝岩緊跟著道：“海客乃商賈，獲利豐厚卻風險巨大，除去海上風浪、疾病，最大威脅來自‘海上賊寇’及遠處交易地方之政權，稍不留神，人、貨皆失。臣以為，朝廷可向海客征收‘新商稅’，以一船一萬貫貨物計，在大唐購買和販售各一次，總價當為兩萬貫，按一成稅率，朝廷可征兩千貫，若地方費用，朝廷至少可得七成，即一千四百貫，此為一筆巨大收入，足以支應‘水師開銷’。”
這是一筆並不複雜的賬務，李治稍加思索即明白了謝岩意思——以“保護海客利益”為名，開征“新商稅”，當然，收了錢，就得辦事，“大唐水師”在朝廷不用的時候，需要出海肅清賊寇，在必要時，替“海客”出頭，解決問題。
“卿家所言，甚為有理。”李治先是肯定一下，又道：“若按卿之所奏，‘水師’得擁兵數萬，戰船過千，如此，太多了些吧。”
“太多了。”謝岩順著李治的意思道：“軍卒至多兩萬，戰船當分大小，遠征所用之大船，最多十艘，餘者皆輔助小船，用不了多少。”
“何謂‘大船’？”李治奇道：“十艘，可行否？”
“兩千料以上者可稱‘大船’，十艘足矣！”
“什麼？兩千料？”李治“騰”地從座位上站起來，眼睛緊緊地盯著謝岩，以無法置信的語氣問道：“卿家莫非說笑？”
“君前無戲言。”謝岩起身施禮道：“陛下，本朝最大戰船乃前隋遺留之‘五牙大艦’，可載八百人，江河之內所用無虞，出海則太小，不堪大用，非兩千料大船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