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政治製度必然催生兩種法律製度，即蒙古法律（襲承大蒙古國）和中原法律（襲承宋金），蒙古法是一種以實踐為基礎的法律體係，講究的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命還命，頗具草原文化特征，這種法律的特色在於充分保障了人身和財產安全，但對於個人自由和人權的保護比較欠缺。
而中原法律頗具儒家思想特色，主張以仁德治國，重視教化，強調道德規範和製度規範，個人權利得到了更多保障，比如對於婚姻家庭和土地產權等方麵的保障。相較於蒙古法律，中原的法律體係更加完善，有嚴格的司法程序和審判製度。
這兩種法律在執行過程中問題也很大，比如在路上走，如果其他人撞到蒙古人（不管誰主動），都需要向蒙古人道歉，如果傷害到蒙古人是有可能被殺掉的，而蒙古人殺人可能隻需要賠償一頭牛。
兩製並行突出反應的是忽必烈內心的矛盾，前麵我們說了，忽必烈的汗位不是通過忽裡台大會推選出來的，對其正當性蒙古內部一直有部分人持懷疑態度，因此他在製定國策時候，一方麵覺得中原王朝國家治理製度確實不錯，一方麵又要顧及少數蒙古人的感受，所以就形成了大元朝的兩製並行奇觀。
舉官製和繼承製
科舉製度自隋唐以來，逐漸演變完善，打破了門閥製度，為更多普通人提供了參與治國和施展才能的機會，是被證明了的最有效的選官製度，但是到了元朝，科舉製度幾乎被廢止了，為什麼呢？蒙古人大多不識字，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大多不識字，那麼科舉製度就失去了為統治者服務的意義，所以廢止是理所當然的。
大元朝的官員主要是舉官和繼承，我們先說繼承，顧名思義就是老子死了兒子繼任，兒子多怎麼辦呢？好辦，長子繼任（注意這和其他朝代的世襲不一樣，不存在縮水的可能）。
舉官也叫選官，選官的範圍很廣泛，不論出身（前提你要是讀書人），隻要有才華，都可以被推選出來做官，但是官職肯定不高（高官都是靠繼承的，沒點貢獻你好意思作高官），這種不論出身論才華的選官，在元初是很具有積極意義的，為元朝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與選官製對應的是匠戶製（有點類似定崗定責製），這種製度就要老命了，如果你是讀書人，好，通過選官你還可以作官，但如果你祖上是泥瓦匠，那恭喜你中獎了，這輩子、下輩子、下下輩子都隻能乾泥瓦匠，子子孫孫不能轉行，行業不景氣怎麼辦？兩個出路，要麼領救濟糧，要麼餓死，做乞丐都得找你問罪（這也許就是朱皇帝不乾乞丐乾和尚的原因吧）。
最早通達世界的紙鈔
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紙幣是宋朝的餃子，而使紙幣通達世界的卻是在大元朝。
宋朝時流通的主要貨幣依然是銅錢和金銀，餃子隻在大額交易時使用，市麵上很少能見到，而且使用的範圍也不大，但是到了元朝，紙幣成了唯一法定流通貨幣，不但日常生活用，國際貿易也用，世界認可度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