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三年（1623年）春夏間，努爾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順和金州一帶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萊水師“聯絡諸島，收複旅順”，以圖解救淪陷區內的流散百姓。這時的後金“出沒於長山、旅順間，漕艘賈舶多為所梗。”袁可立在“去鼉磯島四百裡”的水域廣布水師，“逾鐵山聯廣鹿島”，又“於皇城島設參將、守備各一員，練兵三千，以為登萊外藪。又設遊兵兩營，飛檣往來策應於廣鹿諸島。製炮設墩，旌旗相望。”（《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奴小至則避之洲，大至則遁之海，用三肄疲敵之法，然後用登、萊兵圖四衛之南。”“無事則更番防守，有事則合並策應。又設南遊、北遊兩營，各分訊地，偵邏於廣鹿諸島之間，時東時西，忽遠忽近，使敵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勞為逸，反客為主，布帆草筏於是絕跡。”（《節寰袁公行狀》）”後金望而生畏。當年七月初二日，張盤率領軍隊和登萊招撫的遼民混編的隊伍一舉打下金州，乘勝收複要塞旅順、望海堡和紅嘴堡等戰略要地，使遼南數百裡土地重新收歸於明朝。
秋收之後，後金軍再次大肆侵略旅順等地，掠奪糧食等戰略物資，駐守複州的後金軍更是橫行無忌，四處擄掠百姓。“當秋成熟，（虜）猶率眾至南衛收獲。公（袁可立）移書沈帥，乘其收割蘊崇之時，用火攻（虜），將吏用命，於是年九月乘風縱火，（焚）其積聚，舉兩月之捆載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節寰袁公行狀》）憤怒的後金調集更多軍隊對明軍進行反撲。袁可立上言“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己，能為可勝。”《明熹宗實錄》）他綜合各方情報，“先期集兵分道以應，並夜酣戰，俘斬無數”。 “（天啟三年）十月，（虜）果馱載（火炮），分兵兩路襲我，而諸將亦分兵以應，逼夜酣戰，大獲全勝 ，（虜）遂移營遁去。” 袁可立利用遼民對後金的痛恨，令明軍乘夜以火把襲城，徹夜透明，喊殺聲震天，後金大敗。當年十月初五，大將張盤率領明軍於城中設伏，再次大敗後金軍，並乘勢收複複州和永寧。後金“器械、銃炮俱擲棄而奔。”明朝野相慶，以為“設鎮以來自未有此捷也。”
在袁可立的精心籌劃下，明朝沿海大部分要地失而複得，後金“四衛已空其三，沿海四百餘裡之地奴儘棄之而不敢據，所餘者酉虜千人而已。”（《明實錄》）金州和旅順等地的收複，等於是在遼海開辟了遼東戰場的新局麵，使登萊、旅順、皮島、寬靉等地連為一線，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後金對山東半島的軍事威脅，令明朝二千裡海疆重新得到鞏固，並完成了對後金的海上軍事封鎖，加重了後金占領區內糧食等戰略物資的緊張狀況。
但金州孤懸海外，難於堅守，不久張盤又被金人逼退到麻洋島。但明軍此番作為已大挫後金軍心，收到了預定的軍事牽製和打擊效果。
袁可立欲“乘寧前駐防之眾，朝鮮助兵之初”的空前戰力擴大戰果，命“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以圖實現“恢複之功”。 天啟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後金利用海水結凍的時機，以萬餘騎兵繞襲旅順，想報上次慘敗之仇。袁可立對此已有充分估計，他對登萊和東江兩鎮的水師進行了新的布局，令明軍在旅順城外設伏，命“嚴正中等兵住守旅順和雙島之間，與張盤互製。袁進等兵住西訊中島之間，與覺華犄角。”（《明實錄·袁可立奏疏》）。而沈有容則率水師遊離於各島間奇襲策應毛帥，明軍在張盤的帶領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藥用儘，猶堅守不降。後金無計可施，遣使議和，被張盤立斬於軍前，大敗之，後金落荒而逃。天啟五年正月，袁可立僅僅離開登萊半年，大將張盤就因為缺乏調度和後援身陷重圍而死，這是後話。
不戰屈人兵策反劉愛塔
從天啟三年（1623年）二月開始，袁可立逐步完善對東江和登萊兩鎮兵馬的布局，呈步步進逼之勢，開始精心設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姻婿劉愛塔。七月二十六日上疏道：“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奴酋偽授世襲總兵駐複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 （《明熹宗實錄》） 。登州總兵沈有容不願意接納劉愛塔，但袁可立認為這是戰略良機，隨“給與免罪牌及加銜劄付，並許降後代請封官。”（《睢州誌》），命“沈總兵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明熹宗實錄》）但不久中軍王丙告密，後金“將愛塔並李永芳長子械去，殺其弟劉興仁及王丙。屠城，驅其餘民於永寧。”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劉愛塔找了一個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斃後縱火燒之，金人勘驗竟信以為真。
袁可立在蒞任登州的第二年就策反了被後金掠去18年的總兵劉愛塔，對後金軍心打擊是空前的，一時漢官降將瓦解殆儘。“公納劉愛塔之降，以開奴攜二，一時中國叛將被奴誅夷殆儘。虜因棄金、複諸城，而舉四百裡喪地複歸版圖焉。“
儘管後來由於閹黨排擠導致袁可立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劃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崇禎初年歸順明朝。隻可惜劉愛塔歸順後沒有受到經手者的重用，甚至毛文龍還謊稱劉愛塔為其陣前招降而徹底否決了劉愛塔主動歸順袁可立的初衷。但劉愛塔一心報效國家並最終戰死疆場，有大宋李顯忠之風，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彆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劉愛塔以“狸貓換太子”的“詐死”手法瞞過後金，金人還曾經給予劉愛塔十分優厚的待遇，努爾哈赤以姻婿待之。袁可立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間計”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塊無法愈合的曆史硬傷。滿清取得政權後，康乾兩世大興“文字獄”，在自己編修的《明史》中對曾經影響過明清戰爭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龍、劉愛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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