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建康，彭城公府，後庭，吳氏正和前來問安的大兒婦林氏交談，另一個兒婦黃姈也在座。
吳氏隨兒子李笠回京，自然就住在建康，正好長孫李昕一家也在建康，所以一家人又團聚了。
人年紀大了，就會愈發看重家人團圓，吳氏沒想到在家鄉之外，一大家人也能湊齊，心中高興。
聊著聊著，吳氏說起建康的風土人情，因為李笠專門安排侍女擔任“包打聽”，給吳氏講各地奇聞軼事來解悶，所以吳氏現在對建康頗有了解。
然後感慨起建康的糧價貴。
林氏回答：“都下戶數有二十五六萬，人多，本地糧食產量不夠，要靠外運，這糧價當然就貴了。”
“如今又是開春，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哪怕是在鄱陽，糧價都比平日高，更何況建康。”
道理是這個道理，隻是影響不到李家。
吳氏的兒孫都做了官，俸祿是糧食，隻要不大手大腳揮霍，完全夠府裡的人（包括仆人）吃，不需要到市麵上買。
所以糧價高低，其實對李家影響不大。
再說了，鄱陽的莊園有許多地，秋天收獲的糧食存在庫房裡，隨時可以運到建康，根本就不用在外麵買。
但吳氏還是感慨連連：“糧價一直漲，尋常人家買糧，可就得多花許多錢，日子可不好過...”
“想當年，年景不好的時候，糧價飛漲，家裡都買不起太多糧食，二郎和三郎就拚命在湖裡打漁，我，還有你，就背著昕兒出去挖野菜...”
過慣了苦日子的吳氏，現在雖然錦衣玉食，還是無法忘記過去。
當年家裡兩對孤兒寡母守著幾畝魚塘過日子，印象實在是太深了。
林氏聽姑婆（婆婆）提起當年，也有些感慨，若不是小叔子出人頭地，李家現在，恐怕依舊是彭蠡湖畔小漁村裡的一戶尋常人家。
黃姈在一旁聽著，有些尷尬，默默聽著吳氏、林氏回憶當年。
黃家是鄱陽城裡的大戶，黃姈雖然自幼女扮男裝，是黃家的“庶子”，不受嫡母、嫡兄待見，但和娘也是衣食無憂，所以沒經曆過苦日子。
她嫁給李笠的時候，李家家境已經改善了許多，所以她和姑婆、嫂子並沒有共患難的經曆。
不過，這些年來黃姈“主內”，知道了許多事情，也知道民生疾苦。
所以明白如今建康城內糧價上漲，對於尋常百姓而言意味著什麼。
奸商們在哄抬糧價，從去年得知李笠要回建康“監稅”時就開始了，這些人持續、大量購入糧食，囤積起來，人為營造出缺糧的“事實”。
此舉導致建康居民開始搶購糧食，而這些奸商卻把更多運來建康的糧食買下、囤積起來，導致缺糧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不僅是建康的坐賈這麼做，各地糧商、行商也在囤積糧食，把本來應該運到建康的糧食來了個中途“截留”。
於是，在這些行商、坐賈的大規模囤積行為之下，建康糧價快速上漲，連帶著其他物價也跟著漲。
對於家境殷實的人家而言，這不算什麼，但對於手頭拮據的人家來說，物價飛快上漲可不是件好事。
建康城裡，窮人占大多數，一旦物價過高，許多人麵臨的不是吃不吃得飽的問題，而是全家活不活得下去的問題。
李笠在建康一直安排人手做“社會調查”，所以黃姈知道城內許多窮人每日的全家收入，也就三四十文。
除去開支，剩不下多少，若糧價大漲並引發其他物價上漲，窮人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
如果是在鄉下，窮人賣不起糧食，還可以到野外挖野菜、捕魚，勉強支撐一下。
可建康城裡的窮人，甚至連挖野菜、捕魚的機會都沒有，因為周邊的山川河澤都是有主的，幾乎沒地方去挖野菜、捕魚。
想到這裡，黃姈心中惱怒：你們這**商，為了一己私利，不顧百姓死活，惡意哄抬糧價，通通都該殺！
氣歸氣，而且氣也沒用。
黃姈知道這些奸商哄抬物價，目的隻有一個，就是針對即將在建康實行的新稅製（商稅）。
隻要要讓新稅製犯眾怒，於是，改革稅製一事就不了了之。
所以，本來平抑物價不歸李笠管，但李笠脫不了乾係。
李笠若真的在建康實行新稅製，意味著平日裡偷稅、漏水、逃稅乃至抗稅的人們利益受損。
這些人之中，有行商坐賈，有官員，有權貴，有士族高門，有宗室王侯以及皇親國戚。
無一例外，都從偷稅、漏水、逃稅中獲取大量利益，甚至以此為生財之道。
大量物資、商品在這些人的運作下，一文錢商稅都不用交，打著各種旗號，堂而皇之進出建康各關津，由此形成的“門路”，養活了不知多少蛀蟲。
正所謂“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李笠要向這些人收稅，就和這些人有了殺父之仇。
那麼，這些人各有默契的聯合起來，通過哄抬物價以激起民怨，迫使朝廷放棄改革稅製，讓李笠灰頭土臉，其實已經是很客氣的了。
然而糧價不能再這麼漲下去，否則會出大事。
唯一的辦法，就是建康官府開糧倉，以低價（相對而言）賣糧，緩和城內糧價上漲勢頭。
與此同時，朝廷得從外地調集大量糧食入建康，敞開了賣，以此平抑糧價。
即短時間內，向建康投入大量糧食，其數量遠超奸商手頭資金所能購買的數量，讓對方無法買入、囤積糧食。
然後因為糧食大量湧入，糧價自然就會回落到正常水平。
但是，此次發難的既有建康的坐賈，又有外地行商，朝廷急切之間，無法在外地購買大量糧食運往建康。
也不能輕易動用各地州郡的存糧，因為各地州郡也得靠庫存以防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