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則在張居正奏完戚繼光的事後，就沉著臉對張宏吩咐說：“將河南道試禦史傅應禎的奏疏給先生看看！”
張宏拱手稱是後將傅應禎的奏疏遞給了張居正。
原來，在萬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武清伯一案被處理後不久，傅應禎就以尖刻的措辭上疏言了三事。
主要內容是要朱翊鈞存敬畏以純君德，蠲租稅以蘇民困，倡言路以疏忠讜。
“臣聞今歲雷震端門獸吻，地震於京師直省，不下數次……雖由大小臣工失職，曾未見陛下下修省一語，以回天意，晏然而邃無事。豈真以天變不足畏乎！要亦敬天之心未純也！”
“以內閣考成六科，令閣臣離中樞而擾地方，此非祖宗舊事也。今不能納科臣之諫，必欲推行，奈何甘行效失德之舉，豈真以祖宗不足法乎！要亦法祖之心未純也！”
“臣又近聞不令士紳生員議政，否則便將罷黜為民，豈真以人言不足恤乎！要亦廣納良言之心未純也！”
“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陛下不可不深戒也……”
張居正一邊看著傅以禎的奏疏一邊在心中默念著，一邊雙手顫抖起來。
朱翊鈞則見此言道：“傅以禎這道初本一上來，朕就沒讓人送到內閣，而是讓司禮監留中，於今日來與先生聊聊此中內容。這傅以禎明顯是把朕與先生都罵了，且是明罵朕，而暗諷先生為王安石。”
朱翊鈞知道，在近代以前，北宋滅亡以後，王安石在天下人眼裡就一直是奸臣的形象。
因為從南宋開始，士大夫們就把導致靖康之難的鍋安在了王安石身上。
而且到現在也還是有這種觀點存在的。
甚至不少。
因為明麵上的確看上去是北宋王安石的改革加劇了黨爭，而且又是新黨在北宋末年把持朝堂，加上士大夫以保守派為主，尤其是在理學大興後很是抵觸改革也就主觀地把王安石逐漸貶斥為奸臣，而都選擇性的忽視了徽欽二帝的責任與北宋末年為相的蔡京到底是誰提拔等事。
但無論如何，在如今的大明，說誰是王安石就是在罵誰。
也由此可見，在古代華夏敢於改革是多麼不容易的事。
一不小心就要遺臭萬年。
所以要在古代改革得需要很大的魄力。
或許在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士大夫看來，還不如坐等底層人革命或外族入侵，然後改朝換代，而自己這些人作為精英依舊會被重用，而不應該選擇去為積重難返的王朝治療。
所以，朱翊鈞不得不承認，張居正敢站出來改製，的確是付出了很大的勇氣。
隻是官僚集團並不會領他們的情。
儘管，張居正相比於一些更激進的改革者已經溫和許多，還在希冀整個官僚集團能明白他的苦心，能願意同他一起改製。
雖然大明官僚中還心存社稷蒼生、受儒家傳統社會責任感驅使且還願意去擔負這份責任感的部分士大夫會領他的情。
但這不代表整個官僚集團會領他的情，
這和北宋時期王安石的改革一樣，真正願意配合其改革的也不過是寥寥無幾，大多數不過是見風使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