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總剛才所說的利潤和增長率，是公園除了開支後取得的全部利潤，承包以後，無論是誰，都不可能要求人家將取得的利潤全部上交，否則就沒有承包積極性了。我的意思，為了鼓勵承包，應該將一部分利潤讓給承包人。”大光道。
“那是應該的，可是讓出多少利潤比較合適呢？”關雲天道。
“說實話，管理那麼大的濱河公園，不付出一定的辛勞是不可能的，為了體現付出與收入的關係，就濱河公園目前這個利潤水平，我覺得承包者應該得到全部利潤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袁國剛曾在生產一線待過多年，他知道做具體工作的辛苦。
“百分之二十，以濱河公園目前的利潤為基準，跟現在生產一線的車間主任差不多，這個收入水平在當地還算可以，不知道對承包人有沒有吸引力？”關雲天道。
大光接了過去，“不是每年還有個增長率嗎？正好把增長率當做一種激勵措施，反正承包人的所得為濱河公園淨利潤的百分之二十，公園利潤增長的越多，他的收入就越高。”
“不錯，就以這種方式激勵承包人，甚至都用不著跟他定經濟增長指標，承包人自己就會努力提高增長率。”關雲天對這種方式作了肯定。
“關總，我提一種極端狀況，當然這種情況在現實中也許根本不會出現，但在討論承包合同細節時，將其當成一個問題提出來，要是遇到了，也好避免唐突。”大光道。
“好啊，隻要想到了，就應該說出來，咱們討論承包合同，不就是為了未雨綢繆，
堵塞漏洞嘛，你說吧。”
“假設，我是說假設，濱河公園現在每年的淨利潤是五百萬，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年終應該分給承包人一百萬，要是他把利潤留下一百萬，隻上繳四百萬，公司按照比例再返給他八十萬，承包人豈不占了大便宜？這種情況應該如何避免？”大光道。
“哼，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雖然不大，但確實應該想辦法避免。這樣看來，在承包合同中，還是要體現出甲方對經濟指標增長的硬性要求。”關雲天道。
“對，隻要在承包合同中有明確的增長要求，大光提到的那種極端情況就能得到避免。在頭一年利潤額度的基礎上，隻能增加，不能減少，他就不敢把應該上繳的利潤私自留下來了。”
“還有一個主要問題，除了在經濟指標上對承包人有要求，公園的設備維修歸誰負責？如果由承包方負責，會不會存在過度維修，惡意增加運營成本，而承包人從中拿回扣的問題？”關雲天也是絞儘腦計，對可能出現的情況儘量想出應對辦法。
“關總提到的這種情況完全有可能出現，而且可以說，隻要維修歸承包方負責，就絕對無法避免。”大光道。
“要想杜絕或儘量避免出現過度維修，要麼維修歸甲方負責，要麼維修由甲乙雙方商定。歸甲方負責，必然牽涉甲方精力，再說，我們這些人對公園那些設備基本不懂，真要完全歸甲方負責，承包方可能還有意見，也許會說甲方耽誤了設施的使用呢。”袁國剛認為這個問題不那麼簡單。
“甲乙雙方共同協商，倒是可以避免過度維修，但會影響公園的工作效率，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承包方的不瞞。”
“大光所說承包方的不瞞，可以理解，但也不能為了遷就對方，就對明擺著的問題視而不見。記得有段時間，很多公知都在討論公平和效率，有時候，為了公平，犧牲一點效率，也是值得的，我們不能為了效率，而置公平於不顧。任何事情都不能顧此失彼，就咱們討論的這件事而言，承包方要求維修決策的高效率沒有錯，但要是為了他們的高效率而過度維修，大量增加濱河公園的運營成本，蠶食利潤，對甲方就太不公平了！”關雲天道。
“設備維修那就采取雙方協商的辦法，儘管我們都不是內行，隻要甲方有人在場，承包方做事怎麼也會收斂些。”大光道。
“我覺得隻要決策時有甲方人員在場就可以了，平時根本不用管。你們是昌達物業公司的領導，全權代表甲方，有時間你們最好同時參與，實在忙不過來的話，國剛跟大光至少應該有一人在場。”這是關雲天對兩人的叮囑。
“關總放心，我們一定儘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
“對你們兩個，我當然放心，物業公司和濱河公園的事，就全靠你們了，沒有大事的話，集團公司一般不會過問。”
“關總，在不打擾你工作的情況下，我們會不定時向你彙報工作。”袁國剛道。
“行啦，到時候再說吧。按照我的本意，還是想把濱河公園轉讓出去，彆看搞了承包經營，一旦有人對休閒遊樂項目感興趣，我會馬上坐下來跟對方展開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