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太子道：“少府有圃田之稻，司工之匠，山川所出，天地所成，奈何將廢王事？”
須賈大夫搖頭道：“王欲實兵庫，段子乾主焉。所募皆冶鑄之匠，所為皆戰陣之事，所入者眾，而無所利也。”
秦太子道：“秦之武庫，正相當也。工匠之費，皆由少府出焉……”
須賈大夫道：“安邑以糧易鹽，少府皆出所藏，而易鹽也。”
秦太子道：“但逐其利，其弊如此！”
須賈大夫也不好多說，道：“今少府少糧，惟以金糴之，而糧價騰，所得少，是以將廢王事。”
秦太子道：“今大夫何所令於敝邑也？”
須賈大夫道：“但能去鹽官之弊，則無慮也。”
秦太子道：“鹽以少價出之，奈何為弊，必欲廢之？”
須賈大夫道：“以鹽易糧，是糧儘歸於安邑也！”
秦太子道：“敝邑未見其弊也。”
須賈大夫道：“秦賤商賈，公買公賣，糧不得出於境，是以無弊也。關東諸國，皆不廢商道，商賈往來，取其所餘而補其不足，本利天下也。而安邑廢鹽商賈而官，令天下之糧儘歸安邑，而餘地價倍於時。有餘之地糶之而取利，不足之國則號咷而絕也。”
秦太子道：“臣惟願天下治國之士，皆聞大夫之論也！昔秦貴農而賤商，天下以為不便。今聞大夫之言，其便多矣！”
須賈大夫道：“臣曾不知治道，惟知商道也。焉敢妄言治國。”
秦太子道：“能知商者，亦當治國也。商者，其猶四時也，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不亦懼乎！”他又問須賈大夫道：“夫商者，何以知貨之有餘不足也？”
須賈大夫道：“夫商者，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非所謂也。”
秦太子道：“若夫天下商人，可稱道者幾何？”
須賈大夫道：“若夫商者，首推管子。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管子從之，能以利害治齊國。何者？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裡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裡，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利之，則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其次則計然，修備而知物。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此所謂計然七策。用其五，越已滅吳。陶朱公，泛舟於江湖，用計然之策，三富其家。其次則有猗頓焉，以牧起家，以鹽致富，以珠玉繼其後；其所在者猗氏，正安邑之側也。有白圭焉，亦魏人，菏澤營焉。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此數子者，皆商之巨擘，世之英傑也，非獨商也。管子固無論也。陶朱公為官則致公卿，為富則致萬金。計然起弱越而勝強吳。白圭掌魏政數年，其績班班！其餘者，則有端木氏、呂氏、郭氏諸輩，皆天下巨商也。”
秦太子慨然道：“曾不意天下英雄能若此也。夫商君之抑商賈，所失亦多矣！”
須賈大夫道：“秦雖抑商，而陶則天下之中，商賈雲集，今穰侯在焉，是亦不廢商也。”
秦太子道：“焉得商中之伊尹、孫吳哉！”
須賈大夫道：“太子其訪之，必得！”兩人相談甚歡。惟對以糧易鹽一事，各不相讓！須賈大夫也無可奈何。
太子等須賈走後，將須賈以商治國的理念寫在一塊簡牘上；又讓於屏風後筆記的書吏取出所記之言，一一摘錄須賈所言及的巨商，以及他們的經商理念，覺得有了新的想法。他靜靜地思考著，一旦自己即位，就將進行一場重大的改革，把商業重新置於重要的位置上。
他又仔細思考了河東守張祿的做法。短時間來看，張祿無疑是得利了，為安邑積聚起大批糧食。但如果著眼於天下，糧食並沒有增長，隻不過從這些人那裡轉移到那些人那裡，隻不過“那些人”恰好是秦人，所以覺得自己得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