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待趙使的第二天，相府得到河東轉來的王齕軍報：王齕所部已經完全占領武安，隻有若乾大城還未攻占；邯鄲若無大軍集結，秦軍無憂。在與太子、秦王商議後，張祿讓芒未擬了一份教令：“邯鄲必戰。齕除保武安外，當以偏師遠襲邯鄲，勿令趙人稍息也；並熟籌掠其野。”同時，教令河東，隨時準備接應邯鄲之軍；任命皮綰署上黨守，任命鄭安平署河東丞。
五大夫司馬靳和客卿蒙驁受命巡查南郡和南陽郡的防禦，經過數個月，已經大體整理完成，於二月初回到鹹陽複旦複命。張祿認為司馬靳與白起有兩代人的關係，囑他去探望白起，如果可能，勸白起複出帶兵攻略邯鄲。司馬靳去了一趟，回來說，白起舊頭疾複發，稍用心思即頭痛難忍；又悲於其子之喪，恐難帶兵。張祿問道：“大夫其往邯鄲乎？”
司馬靳道：“臣初歸，實不知邯鄲之狀。左庶長數攻邯鄲，非臣所能及也。”張祿隻得作罷。
數日後，根據司馬靳和蒙驁的推薦，葉摎署南陽尉，原南陽尉調任河東尉。司馬靳出使邯鄲，將鹹陽的意圖傳達王齕，並與王齕議定今後的作戰計劃。再遣使前往陶郡，通知他們準備接應邯鄲作戰。
陶守涇陽君來陶郡不過兩三年，明顯衰老了許多。當初的“四貴”已去其三，隻有自己碩果僅存。經過這兩三年的治理，陶郡的耕地增加了不少，但仍然經商氣氛濃鬱，純粹的農戶幾乎隻有從關中帶來的那些刑徒。刑徒與本地人雖然相處還算融洽，但文化差異極大。商人崇尚自由，逐利千裡是他們的常態；而農民則要精耕細作，田間管理決定著一年的收成，幾乎很難離土離鄉。雖然有這些差異，但不妨礙兩邊通好，婚娶聘嫁，也常常在他們之間進行。
而最令涇陽君頭疼的，是軍事訓練。根據秦法，秦人要按鄉裡進行編組，平時相互監督，戰時拉出來就是一支軍隊。但這隻對農戶有效，商人平時多不在家，就算在家也很難比鄰而居，各家產業、資本差異之大，令人咋舌。到現在為止，陶郡的編戶還隻能及於農戶，商家名義上有編戶，但有名無實，平時不可能訓練，戰時更加拉不出軍隊來。
最為難辦的是，商戶經營規模不一。小商戶自然是小家小戶，與農戶相當；而大商戶，僮仆就成百上千，家人、掌櫃、鋪主，更是不知凡幾，甚至還有自己的護衛。這種情形下，數有多少戶根本沒有意義。
甚至連內部都有分歧，陶尉張唐認為，應該以扶持農戶為主，逐步侵蝕商人的勢力；而陶丞蔡捐認為，應該依靠商業利益，傭精壯當兵。兩人爭執不下，涇陽君便讓張唐去負責農戶，蔡捐去負責商戶，各按各的法則行事，互不相擾。
鹹陽的使臣來到陶郡，傳達了鹹陽的意見，但明確指出，這隻是“備”，並不是要馬上出兵，陶郡當前還是以發展生產為主。到時候需要征兵多少，向哪個方向用兵，聽候命令。於是張唐在農戶中加強了訓練，而蔡捐則加大了傭兵的力度。
葉掾曾在胡陽的率領下，參與了閼與之戰。因戰功晉爵為公大夫。十年間，葉掾在南陽和南郡多個縣任職，但沒有再參與戰鬥，一直是公大夫爵。在被任命為代理南陽尉之前，在南郡的一個縣裡當縣長。
南陽郡和南郡一樣，都是故楚地，但與南郡相對封閉不同，南陽郡雖然也是盆地，卻有道路通往韓、魏、楚諸國，是一個交通要道，防禦任務十分繁重。而且和所有的交通要道一樣，這裡的巨賈富商極多，治理頗為不易。不過好在楚國治理此地時，也是把軍事放在第一位的，在這裡還營建了著名的方城防禦體係。秦國占領了楚地後，由於兩地文化差距極大，秦王並未在楚地強推秦法，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楚地的風俗。楚國在南陽的軍事體係也就這麼保留下來。
楚國的軍事體係是建立在豪門大族基礎上的體係，農戶是貴族的封戶，由貴族在自己的封地上領兵。國家有事，各家自帶家兵出征。而各貴族的封地一般也以自然區劃為界，以縣為限。秦國占領這裡後，楚國貴族自然被清除，各縣的居民自然成為秦國地編戶。但出於習慣勢力，鄉民自然以縣域為界，對本縣的忠誠遠高於對郡和國家的忠誠。要想把各縣的民軍分散編伍，幾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