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幾家軍醫院裡躺到差一個月就滿三年，進行了二十次手術，有六次是全身麻醉。在居延戰地醫院實習的大學生們根據他的狀況寫過文學報告《他有什麼，沒有什麼？》，發表在國內主流雜誌上，可惜沒什麼人看。他自己不能刮臉，實習的大學生們替他刮。第一次刮臉時，學生們不小心把一瓶香水都灑在了他身上，可他還在喊：“再來一瓶！”他聞不到香味，聞不到。他從床頭櫃裡取出了所有東西：熏腸、黃瓜、蜂蜜、糖果，都沒有味兒！他看東西有顏色，吃起來有味道，可就是聞不到。他幾乎要發瘋！春天來了，姹紫嫣紅，這些他都看見了，可是聞不到香味。他的頭裡被取出了2毫升的腦漿，顯然把與氣味有關的中樞給剔除了。三年過去了，他仍然聞不到花香、煙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氣味又衝又濃，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他倒是能聞出味來的，可能是腦髓中剩餘的部分承擔了喪失的功能。
這名裝甲輸送車司機出院以後，領了一筆補助金——8000元，部隊有規定：輕傷——10000元，重傷——80000元。以後的日子，得自己看著辦，撫恤金沒有幾個錢，他回國後，隻好依靠爹媽養活。他老爹、老媽過著沒有戰爭勝似戰爭的日子，他的父母頭發全白了，都患了高血壓、甲亢。
有領導邀請他到國內重點高校去演講。他反問領導：“講什麼？我不會講戰鬥行動。講我至今還如何害怕黑暗？有什麼東西一掉下來，我就會嚇得全身發抖？講怎麼抓了俘虜，可是沒有一個能押回團部？當兵一年裡，我沒有見過一個活的居延遊擊隊員，我見到的都是死的。講收集人的乾耳朵？講戰利品？講炮轟後的村莊？村莊已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亂七八糟的田地。講戰爭是激情燃燒的歲月？難道我們的大學生想聽這些事？我記得我們是一邊破壞、殺人，一邊建設、饋贈禮物，這些行為同時存在，至今我也無法把它們分開。我害怕回憶這些事，我躲避回憶、逃離過去。從居延戰場回來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誰不喝酒、不吸煙。領導，您千萬不要讓我講在居延的兄弟情誼，我不相信這種情誼。打仗時我們能夠抱成團，是因為恐懼。我們同樣上當受騙，我們同樣想活命，同樣想回家。在居延，我們能聯合起來是因為我們一無所有。我們關心的隻有這些問題：足夠餘生糊口的撫恤金、有電梯的住房、便宜的好藥、能看上好醫生、進口的假肢、成套的家具……這些問題解決了，我的戰友癱的癱、癡的癡、死的死，也就差不多了。”
領導尷尬地笑笑說：“我正在寫一本反映居延戰爭正能量的書，您不願作演講也沒關係，我主要是想聽您說說居延的事，搜集寫作素材，您繼續。”他鼻子皺了皺，像祥林嫂繼續道：“等我絞儘腦汁，千方百計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機、電視機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時，我馬上就會明白：我已無事可做，或許還可以找心理醫生聊聊怎麼個安樂死法。現在的年輕人不接近我和我的戰友，不理解我們。表麵上，我們像是和幾十年前偉大的保家衛國戰爭的參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們是保衛了祖國，而我們呢？我們像是扮演了‘鬼子進村’的角色。我恨透了戰爭，當我在居延吃夾生飯，在那邊把命交給‘渭川地雷’時，有的人卻在萬相台國內品著筠連紅茶聽音樂，摟著姑娘們跳‘沙沙舞’，看國外電影大片。等到幾年以後，戰爭後遺症在我和我的戰友身上發作時，人們就該回避我們了，在單位上、在家裡，都會如此，再不會有人邀請我上台作報告，我們對大家來說會成為負擔。對了，領導，您寫的書有什麼用？為誰而寫？為我們從居延戰場回來的人？反正不會討我們的喜歡。當然，那或許會討喜您的領導。難道您能夠把發生過的事都寫出來嗎？那些被打死的駱駝和被打死的婦女兒童躺在一塊兒，躺在一片血泊裡，婦女兒童和駱駝的血混在一起，您敢寫出來嗎？有人還需要這樣的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