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以勤回閣。
不是為了商量“清丈田畝、均地於民”的可能性，而是為了移交政務。
一，是閣務，二，是禮部事。
閣務方麵，張居正領了，有著一心二用的天賦，能者多勞嘛。
禮部事，李春芳領了，軍政分離在新年到來時，就會正式施行，到時候，李春芳的兵部，就成了個空殼。
多出的時間、空閒，剛好能代理禮部事，關於禮製，李春芳及其家族，雖然比不上陳以勤的了解，但本嘉靖朝大禮、大節較少，勉強能應付過來。
交托了閣務、禮部事後，陳以勤朝著張居正、高拱、胡宗憲、李春芳深鞠一躬，便轉身離去。
沒有與同儕交流‘清丈田畝、均地於民’的細則，畢竟，幾人都是田地既得利益者，和老鼠商量怎麼抓老鼠，陳以勤還沒有昏頭到那個地步。
出了內閣，錦衣衛十三太保之一的朱七便在閣門前等候了，接下來，將由朱七陪伴著陳以勤走遍兩京一十三省，清田、丈地、均地，錦衣衛的任務很重。
而陳洪提督的東廠，錦衣衛內部評價是，‘年三十打隻兔子，有也過年，沒也過年’。
陳以勤蹤影消失。
高拱、李春芳立刻裁了張信紙，掭好了筆，去信回鄉。
目的很簡單，趕快變賣家族所有田地，最後一畝都彆留，儘可能減少家族損失。
張居正瞥了眼高、李二人，倒也沒有說什麼，高拱老家開封新鄭，李春芳老家揚州興化，而‘清丈田畝、均地於民’又是從京畿先開始，相信要不了多久，河南、南直隸都會得知新國策的消息。
高家、李家田畝眾多，縱使變賣，也是打包脫手給其他官紳、大族、豪強，坑害不了普通百姓。
就不必在意了。
張居正望向坐在案牘後愣神的胡宗憲，沒有想太多，脫口而出道：“汝貞，你怎麼不寫信回…”
說到這裡，張居正沒再說下去，這才想起胡宗憲老家南直隸徽州府的現狀。
一府六縣之地，幾乎被推倒重來，胡宗憲的家族是徽商財東，在聖上默然下，才坐在了‘汙點證人’席，徽商商幫商人花名冊、徽商商幫資助官員花名冊，兩本花名冊，作為胡宗憲家族戴罪立功的證據，為朝野所承認。
為了尋求自保，胡宗憲勒令家族退還了所有從徽商商幫的所得，當然，一些花掉的金銀錢糧，朝廷也沒有再去計較。
極度恐懼的胡宗憲家族，被嚇得把除祖祠以外的東西，都主動上交了朝廷，其中，就包括家族的全部土地。
不過，這要說胡宗憲就此窮了，那還不至於，之前胡宗憲兩兒子，長子胡桂奇、次子胡鬆奇，可是京城有名的“商道之神”，從徽商手中豪賺了兩三百萬兩銀子。
不得不說，胡桂奇、胡鬆奇是有腦子的，雖然那是徽商擺明了給胡家送銀子，但兄弟倆也讓前去送銀子的徽商帶走了東西。
酒和茶！
要知道，這世間許多東西都是有價錢的，鹽再漲，也翻不了倍，糧食再漲，也不能讓人吃不起。
但自古以來，酒、茶無定價，彆看都是二斤糧食出一斤酒，五斤鮮茶出一斤乾茶。
可名貴的酒，就是敢獅子大開口，敢要價，一壺名酒，百兩銀子、千兩銀子，乃至萬兩銀子都有售過，利潤豈止百倍、千倍？
到底有多好喝，就見仁見智了，張居正知道，百兩銀、千兩銀的酒，還能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而萬兩銀的酒，其實已經不是酒了，是‘人事’，是送禮拎的東西。
價值不在物品本身，而在抬高物品背後的利益輸送。
酒無定價，茶葉亦是如此，名茶千金難得一兩，蘊含的東西更多。
所以，不管朝野、民間如何質疑胡桂奇、胡鬆奇，但這兩商道鬼才，真給了人東西，也真沒給人辦事。
買賣全憑自願，你給我銀子，我給了你酒和茶葉，你說我的酒和茶葉不值那個價格，嫌貴。
胡氏兄弟隻想說：“哪裡貴了？這麼多年都是這個價格，不要睜著眼睛亂說……有些時候找找自己的原因，這麼多年俸祿漲沒漲，有沒有認真當奸商？”
自由定價，自由買賣，哪怕朝廷想追責，追討那二百多萬兩銀子都無從下手。
簡而言之，胡氏兄弟結結實實給大明朝人上了堂商道課。
包括朝廷。
大明律法的漏洞，在酒類、茶類買賣上缺乏管理。
氣不過的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法司專門上了道奏疏，請朝廷對酒類進行定價，所有酒類，在本地價格都不能超過同等重量糧食價格的五倍，在外地價格不能超過同等重量糧食價格的十倍。
所有茶類，乾脆就統一了標準，不論本地、外地，不能超過一兩銀子一兩茶葉。
內閣票擬通過後報給了玉熙宮，玉熙宮也照準了，但新法不辦舊事，那二百多萬兩銀子，終究還落到了胡家兄弟手中。
胡宗憲以父之名，讓兄弟二人拿出了一百萬兩銀子運回徽州老家，幫助族人做些小買賣。
胡氏族人由奢入儉，生了不少波瀾，但也都不是什麼大事，徽州府還在恢複秩序，胡家也就還沒有開始買賣田地，以後也不用再買了。
等清丈田畝、均地於民的國策推行到徽州府，等著分地就可以了，不需要送信回去。
胡宗憲知道元輔想說什麼，歎了口氣，苦笑道：“我以後，怕是回不去老家嘍！”
不管怎樣，徽州府被推倒重來，胡家在裡麵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大量徽州府人死去，作為當朝閣老，胡宗憲沒起到挽救家鄉的作用，那些失去了親人的鄉人，不敢怪罪聖上，不敢怪罪朝廷，萬般怨懟都歸到了胡宗憲一身。
胡宗憲不想去辯解，也就不想死後落葉歸根了，他為大明朝做了這麼多事，歸身入大山、大川，也是件雅事。
張居正默然不語，許多事情，不能用單純的對錯去衡量，胡宗憲，是大明朝的功臣，百年之後無法魂歸故土，也是件悲事。
高拱、李春芳無心悲喜，命人儘快將信箋送回老家，家族錢糧要緊。
……
朱厚熜打坐的蒲團本是設在一座三層八角的台子上。
最上一層取的是乾卦，乾卦數“九”，最下一層取的是坤卦，坤卦數“一”，中間那層便是乾坤中間那個“五”數。
蒲團便是九五之尊！
台子的八角自然應對八卦，也便是他平時看似隨意踱步，實則踏問吉凶的卦位。
呂芳回到玉熙宮複命，黃錦又調來了“三武一宗”滅佛的總錄。
朱厚熜盤坐在蒲團上閉目冥思，兩眼倏地睜開了，接著他將橫臥在膝上的罄杵拿起敲擊了一下台子旁的銅罄。
“當”的一聲中，他伸開了腿，從蒲團上下來了，走下三層台階，來到了裝滿檀木箱子的總錄前。
從頭翻閱這些錄述，尋求解決道統、佛統的辦法。
所謂‘三武一宗滅佛’，是指在過去曆史上，曾發生四次較大規模的滅佛事件。
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後周世宗柴榮發起的滅佛事件。
隨著佛門的發展，佛門寺院開始享有特權，僧侶不但不從事生產，不服兵役勞役，而且擁有大量的仆役和田產。
這對王朝經濟和軍事造成的影響日益凸顯，經濟的下滑，對外軍事的失敗，必然會引起了世俗民間的不滿，最終導致了由朝廷發起的毀損寺院、佛像、經書、沒收財產、禁民信佛等事件。
然而，三武一宗滅佛，在沉重打擊佛門的同時，加快了佛門中原化的進程。
四次滅佛之後，佛門為求自保，開始主動與儒、道融合，逐漸承認儒家的綱常倫理，學會向王權低頭，並接納了道門中的相關思想。
但曆史，總是在不斷重蹈覆轍，從這些冰冷的文字中，朱厚熜能感受到，在佛門、道門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朝廷要出重拳的必然性。
首先，發展之初的衝突。“華夷之辨”本土保守勢力對佛門有著天然的排斥屏障。
從佛門傳入華夏的初期階段到魏晉南北朝的佛門迅速發展時期，本土士人階層一直將其作為“西方之學”。
這種觀念一直到文化開放的唐朝，也從未消失過，其代表為韓愈的《諫迎佛骨表》。
在佛門發展的過程，也是儒家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的過程。
北魏太武帝激烈滅佛以及北周武帝“民主”滅佛，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向儒教示好。
作為落後異族統治中原，必須要自我融入中原先進的文化之中，以鞏固自我統治集團的話語權。
因而，周武帝認為“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儀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
他還說：“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厚其風教，殊乖中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其次，限製佛教，是皇帝為鞏固統治所采取的必然性手段，而滅佛隻是這種必然措施中的其一體現。
佛門在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勢必會導致寺院經濟擴張、僧尼個人腰包增長、僧尼人數激增、逃稅等現象。
在北周武帝時，佞佛的開支已占財政開支三分之一；據《舊唐書》的記載，唐武宗時“十分天下財，而佛有其七八”。
這顯然是皇帝、朝廷都無法接受的事情。
再就是，佛門自身義理的闡釋，促使佛門成為其他道統相排斥的對象。
首當其衝的便是佛門的關於世界的本原問題，佛門主張世界的本原是空，與道門主張的“無”有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