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王朝的封建統治時期，佛、道、儒三教共存共榮，宗教文化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其中，作為世界單位內廣為流傳的一種宗教，佛教也是清朝統治者最早接觸到的宗教。在滿族入關前與蒙古族的交往中，藏傳佛教起到了橋梁的作用，使得滿族在信仰薩滿教的同時，逐步受到了藏傳佛教的影響。在皇太極時期，為了與蒙古部落保持友好關係，盛京先後建立了藏傳佛教寺廟，這表明藏傳佛教文化已經深入滿族人的內心。因此，在清東陵中，佛教文化得到了廣泛應用，最具代表性的是石五供和裕陵地宮。在清東陵早期的石五供紋樣中，多采用了中原本土的主流紋樣雜寶紋，以及一些民間圖案如銀錠、犀牛角等；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藏傳佛教紋樣，例如佛八寶。然而，由於對藏傳佛教的認知較少，石五供須彌座下坊中的佛八寶圖案並不完整。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統治下，為了鞏固清朝的統治，他們總結了滿漢兩族文化的優缺點，提出了“合滿漢如臂使指”的觀念，並確定了對漢族文化既吸收又拒絕的態度。康熙中葉以後，為了弱化滿漢民族之間的矛盾，加強國家的穩定，采取了“崇儒重道”的國策，並提出了“滿漢一體”，這導致滿族本身的宗教信仰逐漸漢化。這一現象在滿清貴族裝飾品味的各個方麵中得到體現，例如道家紋樣在清東陵昭西陵下坊中的應用。隨著裕陵、定陵等石五供的修建，下坊中的道家紋樣不斷豐富，這也從側麵說明了滿清貴族對道家文化的逐步吸收。
士人文化
在明清時期，士人文化逐漸衰落，尤其是在清代更加明顯。隨著清朝的建立，經濟和文化逐漸恢複，資本主義在前代的基礎上得以重新興起，推動了整個社會的發展。文人們開始追求實用的技術研究，而不再像過去那樣追求閒情雅趣。這使得雕刻技藝得到提升，商品價值也得以提高，帶來商業繁榮。在這一時期，晉商、徽商、閩商、潮商等商幫相繼出現，商業越來越興盛，人口增加，更多的人聚集在城鎮從事貿易，進一步推動了城鎮的繁榮，也擴大了市井文化的影響範圍。此時，在清代宮廷中，崇尚士人文化的風氣十分流行，一是滿族本身認同中原的部分優秀文化，二是為鞏固滿族統治而吸收中原本土文化。士人文化逐漸滲透到清代宮廷藝術和統治者的審美觀念中，也引起了市民階層的共鳴而不斷流傳到市井，慕古風尚盛行。因此，曾在士人文化中流行的紋樣成為大眾喜愛的紋樣，逐漸變得生活化和世俗化，體現了大眾精神和審美的提升。而在清東陵的建設中，士人文化也得到了應用，例如定陵、惠陵、慈安陵、慈禧陵的石五供下坊先後出現的四藝紋、博古紋等文人代表紋樣。
祭祀文化
清代統治者一直秉持著“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的治國理念，特彆重視皇陵祭祀，將其置於國家“五禮”中的吉禮範疇，並與祭祀天地、太廟、社稷等同等對待，稱之為“大祀”，並將其製度化，通過法律加以確認，賦予了極高的尊嚴與內涵。清東陵自始建順治帝孝陵之後，各種祭祀活動開始次第舉行，至乾隆時期，祭祀製度日漸完善定型。清東陵的祭祀活動是清代封建禮製、經濟形態和民俗文化的一個縮影。入關後清朝在位的皇帝幾乎都會前往清東陵進行祭祀，朝廷也在清東陵舉行了眾多規模龐大的祭祀活動。例如，每年清明、中元、冬至、歲暮、帝後生辰都會在清東陵內舉行大型的祭祀活動；凡遇國家大事，例如皇帝登基、親政、大婚、立後、戰爭、凱旋等都會在清東陵舉行臨時的祭祀活動。這些祭祀活動主要包括大享禮、謁[yè]陵禮、敷土禮等內容。此外，在清東陵陵區還專門設有承辦事務衙門、工部、禮部、兵部、內務府等職務機構，負責組織和管理各種祭祀事宜。
建造曆程
清朝時期，除了末帝溥儀未建陵寢外，其餘的11位皇帝和4位獲追尊先祖分葬於今遼寧新賓、沈陽、河北遵化、易縣，其中以清東陵的“規模最為宏大、體係最為完備、布局最為規整”。1652年，14歲的少年天子順治巡獵到遵化境內的昌瑞山上登高遠眺，被眼前景象所吸引，說道：“此山王氣蔥鬱，可為朕壽宮。”言畢即投環定穴。從此，清王朝在遵化境內開啟了長達兩個半世紀的帝後妃陵寢營建活動，即“清東陵”。
清東陵的營建時間貫穿清王朝的興起與衰落，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孝陵工程的籌建開始算起，到慈禧菩陀峪定東陵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重修完工為止，曆時長達247年之久，[14][20]主要有“世祖”順治帝的孝陵、“聖祖”康熙帝的景陵、“高宗”乾隆帝的裕陵、“文宗”鹹豐帝的定陵、“穆宗”同治帝的惠陵、孝莊文皇後的昭西陵、孝惠章皇後的孝東陵、慈安太後的普祥峪定東陵、慈禧太後的菩陀峪定東陵、景陵妃園寢、景陵雙妃園寢、裕陵妃園寢、定陵妃園寢和惠陵妃園寢等陵寢。
順治十八年（1661年），孝陵開始籌建並正式動工；康熙三年（1664年），孝陵竣工。康熙七年（1668年），神功聖德碑亭開始營建。康熙十三年（1674年），景陵開始籌建；康熙十五年（1676年），景陵破土興工；康熙二十年（1681年），孝誠、孝昭二位皇後入葬時，景陵隆恩殿尚在修建之中（竣工時間待考），與此同時景陵紀園寢也隨著完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遵照祖母遺命，在風水牆外的大紅門東側建造“暫安奉殿”；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皇帝決定將“暫安奉殿”改建為昭西陵，是年農曆二月初三動工，年底建成。在“暫安奉殿”建成不久，康熙皇帝就在孝陵東側為孝惠章皇後興建陵寢，即孝東陵，約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建成（具體的始建時間和竣工期不詳，準確年代待考）。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在景陵東旁為愨[què]惠、惇怡兩位皇貴太妃單獨修建了園寢（其興工、竣工日期待考），即俗稱“雙妃陵”的景陵皇貴妃園寢。乾隆八年（1743年），裕陵破土興工；乾隆十七年（1752年），裕陵竣工。乾隆十二年（1747年），裕陵紀園寢破土動工；乾隆十七年（1752年），裕陵紀園寢竣工；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755年~1762年），又進行了擴建。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皇帝在東陵境內的寶華峪營建陵寢，並於道光七年（1827年）建成，其紀園寢和公主園寢也隨之完工。
鹹豐九年（1859年），定陵破土興工；同治五年（1866年），定陵才最後完工，隨後紀園寢也相繼告竣。同治十二年（1873年），菩陀峪定東陵（慈禧陵）和普祥峪定東陵（慈安陵）同時破土興工，並於光緒五年（1879年）同時竣工。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下令將自己的菩陀峪定東陵進行重修，是年動工，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完工。光緒元年（1875年），惠陵開始動工；光緒四年（1878年），惠陵正式建成。光緒二年至四年（1876年~1878年）期間，惠陵西側的紀園寢也順利建成。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由於惠陵隆恩殿大木構件多有傷折、糟朽現象，不得已隻能拆掉重建，重建工程於當年開工，直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才結束。
被盜曆史
清王朝滅亡後，清東陵經曆了多次戰爭和動蕩時期，包括軍閥混戰、日軍侵略和抗日戰爭等。在這期間，清東陵還多次遭受盜劫和搶掠，盜挖程度比清西陵更嚴重。1928年7月，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後的定東陵遭到國民黨第十二軍軍長孫殿英的盜掘，孫殿英帶領他的部隊對清東陵進行了七天七夜的持續掠奪和破壞。耆齡的《東陵日記》、陳詒重的《東陵道》、寶熙的《寶熙日記》等反映清代陵寢堪輿、修建情況的私家筆記對1928年清東陵被盜後的地宮狀況、地宮清理過程都有詳細的記載。1945年9月，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轄東陵的冀東軍區15軍分區情報隊隊長張儘忠夥同王紹義等人盜挖了清東陵，致使整個清東陵14座陵寢幾乎全部被盜，這也是清東陵開放較多的最大原因。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清東陵文物保管所的成立，中國政府才開始對清東陵進行專項管理和保護。
考古發掘
1977年年底，清理裕陵地宮及修建參觀通道等工程完成，次年1月29日，乾隆裕陵地宮對外開放。1979年2月17日，慈禧陵地宮開始清理；同年4月8日，慈禧陵地宮對外開放；同年5月1日，慈安陵對外開放。1981年12月30日，相關工作人員開始清理裕陵妃園寢純惠皇貴妃地宮。1982年10月，裕陵妃園寢內容妃地宮、誠嬪地宮的踏垛（台階）因下雨而塌陷，經上級批準開始清理。1983年5月1日，經過清理後的裕陵妃園寢正式開放，其中的純惠皇貴妃地宮和容妃地宮也正式對外開放。1983年12月6日，清東陵文物保管所打開了慈禧棺槨[guǒ]。1984年1月4日，5名來自國家文物局的專家經中國國務院批準，對清東陵內的慈禧棺槨進行了清理，並對慈禧屍身采取了防腐的措施。1985年5月1日，裕陵神廚庫正式對外開放。1986年11月15日，景陵皇貴妃園寢首次開放。1987年11月19日，景陵皇貴妃園寢正式對外開放。
地理環境
位置境域
清東陵坐落於中國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千米處，位於河北省東北部，東經117°38’，北緯41°11’，地處京津冀發展地帶，在北京、天津、承德、唐山、秦皇島五大城市的腹地；向東距秦皇島約190千米，向南距天津市約150千米，向西距北京市區約125千米，向北距河北省承德市約100千米；占地麵積約為80平方千米。
氣候
清東陵所在的遵化市地處暖溫帶北緣，屬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氣候溫和，季風盛行，雨量適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春季乾燥多風，夏季炎熱多雨，秋季晝暖夜寒，冬季寒冷少雪。該地年平均氣溫約為10.4℃，其中，1月通常為最冷的月份，最低氣溫約為7.1℃；7月通常為最熱的月份，平均氣溫約為25.4℃；極端最高氣溫出現在1961年6月10日，約為40.3℃；平均氣溫年較差約為32.4℃，其中，極端差值出現在1968年12月15日，約為64.3℃。該地年平均降水量約為774.5毫米，且降雨季節不均，其中，夏季降水量約占全年降水量的77%；同時，該地降雨量的年際變化也很大，曆史上降雨量最多的年份為1959年，該年降雨量約為1224毫米，而降雨量最少的年份為1981年，該年降雨量約為422毫米，相差約802毫米。此外，該地區年均蒸發量約為1643.4毫米，是年均降水量2倍以上。
地質
清東陵位於華北地台北緣的燕山台陷帶馬蘭峪隆起區西段，其南翼為馬蘭峪斜地層，屬於太古界遷西群的變質雜岩，同時還屬於太古界遷西群；西側與茅山鎮至下營子鎮一線展布南北黃崖關斷裂相鄰，北有因第四紀活動而斷裂的東西向密雲喜峰口在興隆縣穿越；受到兩個方向構造活動的影響，該地區區域內以北東—北北向線性構造為主，包括層理—片麻理—斷層，而南北向片麻理與斷層構造次之，屬於華北平原構造係統。因此，清東陵墓葬群的地層組成為“以太古界遷西群變質雜岩構成結晶基底，以第四係鬆散岩類為蓋層”。其中，太古界遷西群主要包括暗麻粒岩、輝石黑雲斜片麻岩、角閃麻岩和輝石磁鐵英岩等中深變質雜岩，這些岩石以互層的形式存在，這些岩層在區域混合岩化和岩漿侵入方麵具有顯著特征，常形成麻狀混合岩或片麻狀花崗石，岩層產狀呈北東方向，向西側傾斜，傾斜度一般在50°~80°之間。在清東陵的裕陵附近，基岩的埋深由於山形變化而呈現出北高南低的分布。而清東陵墓葬群主要分布在東陵昌瑞山腳下的衝積相地層和寬闊的東陵前盆中，並以第四係鬆散層中的全新係統殘層土坡和衝積相砂質粘土中夾帶砂質碎石、衝洪相砂礫的地層墓葬為主。此外，清東陵地區位於第四紀火山活動時期斷裂的中國密雲山脈喜峰口南側，處於中國華北平原地震帶與北京燕山平原地震帶之間交彙的中國華北平原和北京燕山之間地震帶，因此具有強震發生的地質背景，受到臨近地區的地震活動影響較大，是一個高發性的大型地震噴發活動區，經曆過強烈的地震活動。
地形地貌
清東陵屬於低山丘陵地貌，[4]整個陵區沿著燕山餘脈昌瑞山而建，[12]位於昌瑞山下，海拔約為123.32米；[11]地處半山區，境內地貌呈現出“三山兩川”的特點，平原、丘陵和山地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向北為山頂和後側高山，向南則轉變為盆地。整個陵區以昌瑞山為界，分為南、北兩個區域，包括“前圈”和“後龍”兩個部分，其中，昌瑞山以南為前圈，是陵寢的所在地；昌瑞山以北山巒起伏，為“風水來龍”之地，稱“後龍”。從陵後的長城開始，向北經霧靈山，延伸到承德附近，西端與密雲相接壤，東至遵化城。陵區東靠鷹飛倒仰山，南靠金星山，西靠黃花山，北靠昌瑞山，中間有影壁山，位於昌瑞山和金星山之間，更南有天台和煙墩兩座山峰相對，形成一個名為“興隆口”（也稱“龍門口”）的險峻陵口，布局寬廣，群山環抱，東西兩側還有馬蘭河和西大河兩條大河夾流，貫穿於陵區之中。
水文
清東陵所在地區主要有沙河、黎河、淋河、魏進河等大小37條河流，[12]昌瑞山左側的河流源自分水嶺，從鯰[nián]魚關進入，向南流入湯河，與吉祥、勝水二峪水彙合，出水門口，最終注入平安河；昌瑞山右側的河流同樣源自分水嶺，從寬佃峪進入，通過右水關，達到興隆口，最終由西注入臨河；霧靈山左側的河流從鴿子堂東部經過氈帽山，穿過石溝進入潘家口，然後彙入三屯營灤[luán]河，最終注入大海；霧靈山右側的河流由石底河西趨楊樹溝，進入牆子路，流向潮河，最終彙入通州大河並入海。
清東陵陵區西南側有西大河，自西北向東南流過，經過陵區後在石牌坊附近流入龍門口水庫，而其東側又有馬蘭河，也自西北向東南流過，過陵區後經小湯河村、文山村，最終流入沙河。清東陵圍牆內外還有若乾條其他的河流，這些河流分彆處於勝水峪、葦子峪、桃花峪、斑鳩峪、吉祥峪、作口峪、王家峪、獨鬆峪、桂家峪等地，其中較多源自峪中，並入臨河。
清東陵墓葬群內的地下水以鬆散岩類孔隙潛水和基岩裂隙水為主，分布在區內的人工填土層和強風化帶內的風化裂隙中，含水層主要為人工填土中極不連續的砂礫石層、粉質粘土夾碎石層及砂碎石透鏡體；大氣降水是該地質區內地下水的主要補給來源，並主要通過蒸發和地下徑流等方式排泄；地下水循環交替強烈，以溶濾作用為主，多形成低礦化的淡水，其礦化度一般為0.5~1.0克/升；水化學類型則以碳酸鈣鎂型水為主，其PH值通常在7.0~7.6之間。
生物多樣性
清東陵所在地區土質優良，以常青喬木鬆柏為主的人工森林植被茂密，覆蓋率高達71%，同時，景區內植物物產資源豐富，生長著人參、地黃等野生藥材，還有小麥、芝麻等多種農作物以及蘋果、櫻桃等各類瓜果蔬菜。
方位布局
清東陵陵區南北長125千米、寬20千米，在清代時占地麵積約為2500平方千米，分“前圈”和“後龍”兩部分，以昌瑞山為界，山以南是“前圈”，為陵寢所在地；山以北是“後龍”，屬於陵寢風水禁區，到雍正、乾隆時期，“後龍”已經擴展到霧靈山。如今，清東陵景區的管理麵積約為80平方千米，四麵環山，清代還在此陸續建成了217座宮殿牌樓，組成大小15座陵園。從陵區最南端的石牌坊[h]向北到孝陵寶頂，由一條約12米寬、6千米長的“清代最長神道”——孝陵神道連成，沿途的大紅門、聖德神功碑樓[i]、石像生[j]、龍鳳門[k]、七孔橋、小碑樓（神道碑樓）、隆恩門、隆恩殿、方城明樓等建築主次分明，井然有序。
清東陵的諸陵園格局嚴謹，集中有序，按規製營建了一係列建築，總體布局為“前朝後寢”，以昌瑞山主峰下的孝陵為中軸線，其餘各帝陵主次分明、尊卑有序地按輩分分列在孝陵兩側，並依山勢呈扇形於昌瑞山南麓東西排列開來，彼此呼應，輩份低的陵寢距孝陵較遠。以背對昌瑞山的角度來看，孝惠章皇後及眾多妃嬪的陵寢孝東陵位於孝陵左側，再往左分彆是康熙帝的景陵、葬有康熙帝眾多妃嬪的景陵妃園寢和葬有愨惠皇貴妃、惇怡皇貴妃的景陵皇貴妃園寢，再往左前方，是同治皇帝的惠陵，惠陵右側是惠陵妃園寢；孝陵的右側是乾隆皇帝的裕陵，再左側是葬有乾隆帝妃嬪的裕陵妃園寢，孝陵的最左側是鹹豐皇帝的定陵，定陵的左側分彆是葬有鹹豐帝妃嬪的定陵妃園寢、孝貞顯皇後慈安的普祥峪定東陵和孝欽顯皇後慈禧的菩陀峪定東陵；另外，孝莊文皇後的昭西陵位於風水牆外，臨近大紅門處。
具體分析內部格局，若以昌瑞山和金星山之間的連線為直徑畫圓，可以發現孝陵及後來營建的各帝後陵寢大致呈扇形聚集分布在這個圓的邊上，且以孝陵為中心，隻有惠陵比較偏離這個聚集區，而昌瑞山和左右護砂[l]也都大致分布在這個圓的邊上。因此，清東陵可以大致視為一個以昌瑞山、金星山為中軸線，以昌瑞山、金星山之間的連線為直徑的圓形格局。此外，這條中軸線實際上還可以延伸到更遠的煙墩山，而且從昌瑞山到影壁山的距離和從影壁山到煙墩山的距離大致相等。
建築特征
建築特色
清東陵在建築形製、布局、組合、工藝上都有許多自己的建築特色，主要具有“坐北朝南、神道貫穿、居中當陽、中軸不偏”“經緯組合、高低錯落、逐級增高、對比襯托”“因山建陵，人文、自然，動靜結合”“前朝後寢，二方一圓，南北排列，三進院落”“左右對稱、彼此呼應、均衡布局、主次分明”等五個方麵的清代陵寢建築特點。
清東陵的每一座帝陵都選在陵山之陽的“龍脈正穴”之處營建寶城[m]、寶頂，由此向南修築一條長幾百米至數千米不等的神道，並以此為中軸線。陵寢的明樓、隆恩殿等主要建築均坐北朝南地建在神道的北端，有“居中當陽”之意；而隆恩門[n]、神道碑亭[o]、牌樓門、聖德碑樓、大紅門等建築則依次排開，不僅有層層拱衛主體建築的作用，而且還有“突出中心、強化皇權”的寓意。
清東陵陵寢的建築布局遵循著一定的規律和形式，各建築按照“一縱一橫、一低一高”的方式排列，縱向建築的後麵必定是橫向建築，而橫向建築往往是主體建築，比相鄰縱向的陪襯建築更高大，這樣的交錯布局形成了大小交替的效果，相互之間形成了對比和襯托；而從側麵看，建築的高度變化又會呈現出低—高—低—高的“波浪起伏”形式，又由於陵寢地勢的南低北高，主體建築更高大，因此南至北的波浪式輪廓線有時會呈現出逐級提高的階梯式曲線，同時，正視前後排列的橫向建築，屋脊的高度也會呈現出層次分明的階梯狀，從而，最終呈現出了“縱橫交錯、高低錯落、逐級增高、互相襯托”的格局。
清東陵利用山形地勢營建陵寢，並借用水流架橋增添“靈性”，流動的河水與靜止的景觀結合，利用自然環境襯托出古建築群的特色，構成“天人合一”的景觀。[12]清東陵符合清代帝陵“前朝後寢”的基本建築形製，及由前至後縱向排列“二方一圓”的三進院落。陵寢門以南為“前朝”，是祭祀活動的場所；陵寢門以北為“後寢”，為已故帝、後奉安的寶頂、地宮。[12]此外，清東陵陵寢的石像生、華表、朝房、班房、下馬碑以及東、西配殿等次要建築都是成對建造且外形一致的，同時布局均衡、彼此呼應、主次分明地以神道為中軸線左右對稱排列，從而形成了“平衡、穩重、莊嚴、圓滿”的特點。
建築思想
清東陵作為清代帝王陵寢建築，不僅體現了當時社會最高等級的喪葬觀念，而且也顯示出封建統治者所宣揚的神本思想、倫理道德以及天人關係等思想。其中，主要反映“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宇宙觀的堪輿學思想在陵寢選址的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具體表現為尊卑主賓的禮製和昭穆製度的封建倫理意識在陵園的建構方式上具有指導作用，最後，還有“因山為陵”的神本思想等。
堪輿學思想及天人關係
清東陵的選址和布局遵循了堪輿學思想，“堪”指“天道”，“輿”指“地道”，“堪輿”則是指研究天道、地道之間，特彆是地形高下的學問，即“風水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精髓為“在以人為本的前提下考察周邊環境，從而尋找到一種適合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人居環境”，主要思想基礎就是中國古代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為大多數思想家所宣揚的“天人”宇宙觀[p]以及“天人合一”思想，這對於包括清東陵在內的清代各帝陵陵寢的選址和布局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清東陵的設計者運用中國獨創的風水理論，“遵照典禮之規製，配合山川之勝勢”，其風水格局充分體現了“龍砂穴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鹹備”的中國傳統文化理念，其“群山環繞，眾水環流，堂局平坦開闊，坐北朝南，北高南低”的環境客觀上就充分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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