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說的沒錯兒，福王的次序確實靠前，但他也確實不孚眾望啊！”
“福王如何不孚眾望？”
“你難道不知道？那天呂侍郎他們都跟我議論過了，這福王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乾預有司，說白了，此人不類事（不善/不肖/不像話）啊！”
柳振民聞言，忍不住直言道：
“史大人，我大明自成祖皇帝以藩王登基以來，最忌諱的不就是這類事的藩王嗎？就算是世宗皇帝（嘉靖），他在被迎立前，難道在承天府（嘉靖為藩王時所在的藩國）類出過什麼事跡嗎？要說那類事的，漢王（朱棣次子朱高煦，在靖難之役中表現出色）、寧王（造正德皇帝反的朱宸濠，在封地頗有威風）倒都是些類大事、大類事的人，可他們最後都是什麼下場啊（均因謀反被殺）？”
史可法被柳振民的這一番連環追問逼的有些局促，隻好勉強辯解道：
“你舉的這些例子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謂時移世易，又怎麼能拿來說眼下的事情呢？”
柳振民聽了這話，一邊點頭一邊說道：
“好好好，那不說這些遠的，咱們就說眼下，您說那鳳陽高牆裡的‘唐庶人’，算不算當今藩王中類事的典範？他少曆磨難，喜好讀書，禮賢下士，頗有風度，更兼胸懷家國，勇於任事，之前隻不過是因為看到韃子入關劫掠，一時勤王心切，不經允許就帶兵北上勤王，結果到了裕州，便被勒令返回。聖旨一下，他也乖乖遵命，立刻折回，後來雖沒有遇上胡虜，但也和沿途的叛軍打了幾仗，這期間固然是有勝有敗，但也總比一些畏敵如虎、避敵如鼠的驕兵悍將們強得多吧？”
史可法聽了這些，也不禁頻頻點頭，而柳振民可能是對自己接下來的話有所顧慮，稍稍踟躕了一下，但還是忍不住繼續說道：
“可先帝呢？先帝麵臨這內憂外患的局麵，不但不體念這位遠親的忠君之心，反而雷霆震怒，直接把他關進了鳳陽高牆，這七、八年裡，受了看管太監多少淩辱折磨？又蹉跎了多少光陰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