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許多論及崇禎的文章都沿襲甚至原樣照抄金庸的這段話（比如林洛寫的《明朝滅亡的真相》）。”
以上內容出自杜車彆（一位頗具爭議的曆史學家）的文字，雖然和他“崇禎對明亡沒有那麼大的責任”這一觀點相反，我認為崇禎本人的各種“微操”對明朝的迅速敗亡實在是難辭其咎，完全就是個亡國加速器，但我也認為，崇禎在頻繁更迭內閣人選這件事上確實有不得不為的地方——麵對當時那種不斷惡化的局勢（當然他本人要對這種不斷惡化負極大責任），他實在太需要一個能夠總攬全局的首輔了，所以不能說他屢屢“換馬”就是錯的。
以下繼續引用杜車彆的評述：
“但顯然對於崇禎而言，他需要的不僅僅是隻能“時獻微益”，而是能夠“扶危定傾”的人才！這才是崇禎不斷調換內閣成員的真正原因。更何況象成基命、文震孟、蔣德璟這些人恐怕連“時獻微益”都做不到，他們最擅長的是說些空話，漂亮話，做和事老，以及說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來壓人，於當時可以沽名釣譽，於史書中也可以獲得一個“性寬厚，識大體”，或者“最嚴正”的美名（如文震孟“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數逮係，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帝即降旨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為引下。時稱‘真講官’。”）但於實際卻沒有半點裨益。
對那些真正有才乾的，能做些實際事情而不是隻會說空話的內閣輔臣，崇禎還是對他們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比如溫體仁、徐光啟、楊嗣昌，方嶽貢等。其中溫體仁在內閣中長達七年，為什麼？因為他能做實事，能保持清正廉潔，不怕得罪人。至於如徐光啟，崇禎五年當上內閣大學士，就深受崇禎信任，甚至他生病了，崇禎都不放他回家，以至死於任上。聽到他死訊，崇禎甚至下令罷朝一天，以表示對他的哀悼。崇禎對楊嗣昌的深厚感情，在下麵還會說到，這裡不必多說。”
杜車彆的文字到此告一段落，回到正題：為什麼崇禎皇帝在即位之初成功掃蕩了魏忠賢集團後，會如此十七年如一日地渴求能乾的首輔，卻在大部分時間無法如願？在我看來，關鍵就在於自張居正死後，明朝官場“太極”風氣盛行，長期缺少敢於任責的重臣，如楊昌嗣這樣願意站出來試著補天的，且同時有當首輔資格的人物少得可憐。就像這一章裡劉同升之父劉應秋說的一樣：嚴嵩時期明朝官場的風氣是“貪”，張居正時期官場風氣變成了“險”（個人理解這裡“險”作急功近利，張居正是頂著壓力改革，所以他領導的改革必須儘快出成績，因此他任用的人乾起事來不可能沒有較強的功利心）。
而到了申時行及其後來的首輔當政時期：“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多出門下；陽避專擅之跡，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愛憎之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也就是說，申時行以及其後的首輔們，因為越來越不敢負責，越來越不敢做事，直接導致朝廷對手下人的掌控變得越來越失控，產生了“首輔越想做出不貪錢的樣子，結果官場貪汙之風越厲害；首輔越想做出不擅權的姿態，結果官場弄權之狀越嚴重”的怪圈。
申時行等人眼見嚴嵩和張居正的教訓，可能太想通過“無為而治”來保全身家了。眾所周知，“無為而治”確實是古代社會一種比較理想的治國狀態，但縱觀史書，任何朝代的“無為而治”，一定是要建立在“吏治清明”的基礎上的，不然“無為而治”就成了“啥都不管”。而“吏治清明”絕不是當權者把手揣在袖子裡，“垂拱而治”就能做到的，是需要通過日複一日地不斷考察監督不斷賞罰不斷任免才能保證官員隊伍的素質保持在基準線以上的。如果沒有人出來負這個總責，沒有人出來不斷地清理官員隊伍，那在個人利益的導向下，這些封建官場的官員怎麼可能不出現普遍性的道德滑坡？怎麼可能不遇到事情推搪塞責，遇到財帛取來作樂？
而為什麼沒人敢出來負這個責呢，我認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之前那位“萬曆首輔”張居正的身後下場實在太慘了，被抄家不說，作為前帝師，萬曆皇帝曾經非常崇敬依賴的人，他的親人居然被抄家的官員封在家裡，餓死了好幾個。
不管這是不是萬曆的本意，這種做法實在太過刻薄，縱然張居正有嚴重的貪汙行為也不至於此。張居正的家人被活活餓死這件事對官員們的心理震撼過於強大，我個人感覺從這一天起，後來的首輔們就普遍不敢再動“我要負總責，我要乾大事”的念頭了，就算人能豁的出去自己，能豁的出去自己的名聲，但大概連身後的家人一起豁出去也實在要求太高了。
後來天啟朝魏忠賢對東林黨（縱然東林黨本身也有很多不足之處）的殘酷打擊又給這種刻薄加深了一層顏色（天啟、崇禎的父親任期太短不提），而到了崇禎這裡，他不但沒有改弦更張，反而在錯誤的道路上又踩了一腳油門，一是對犯了錯的大臣們（以及個彆宗室）的處罰經常非常苛刻（除了對楊嗣昌等人非常寬容），例子之一就是之前說過的小唐王朱聿鍵。二是對部分功勞很大的殉職大臣的身後事又安排得非常涼薄（比如盧象升和孫傳庭）。
就第一點來說，須知大臣乾事不可能不犯錯，就像崇禎皇帝本人也不可能不犯錯一樣，結果他卻把大家共同的錯誤經常算到了某一位大臣頭上，當然有的大臣本來也該擔責，但有時這種問責實在苛刻，“乾事導致犯錯，犯錯導致追責，追責導致沒了”，連張獻忠都曾經對某位被俘的藩王說“現在要借你的腦袋讓楊嗣昌承擔罪責”，然後下令處死了他，導致楊嗣昌在擔心被追究“指揮不力導致藩王喪命”的驚恐中病重離世。楊嗣昌是崇禎帝的寵臣，尚且擔憂如此，一般的大臣恐怕就更畏懼犯錯，乾事令人畏懼如此，又有何人敢於積極效力？
而另一方麵，盧象升和孫傳庭這種“殞命王事”的忠心臣子的身後遭遇就更讓人在不敢效力的基
礎上，更不敢效死力。俗話說“死者為大”，“一死報君王”，盧孫二人把命都豁給崇禎了（而且是在崇禎的瞎指揮下），結果身後應有相關待遇卻遲遲不到位，這必然會讓一些本來準備“以死報國”的臣子在慷慨赴死之前再多算一算身後這筆賬。
崇禎的苛刻和崇禎的涼薄，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自張居正被清算以來，大明官場上不斷被強化的不敢任責的風氣，以至於發展到最後崇禎向大臣們征詢意見時，大臣們都默不作聲的境地。
出力犯錯是罪，效命戰死不賞，就隻能培養出左良玉還有後來江北四鎮這樣擁兵自重的武將們，和那些在金鑾殿上一言不發的文臣們，總之無論文武，都以自己的方式一切以自保為上。
而當地方的武將們不勤王（朱聿鍵因擅自勤王被嚴厲囚禁，後來的武將們卻不勤王，也是諷刺），朝堂上的大臣們不做聲的時候，崇禎皇帝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獨夫民賊”，而他本人的能力又十分有限，靠不上彆人，也更靠不上自己，那最後的滿盤皆輸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
他最後說“文臣個個可殺”，但這些可殺的文臣不也部分是他在“微操”執政的這十七年裡一步步強化教育出來的嗎？老天給了他十七年去試著彌補先人的錯誤，他又做了什麼呢？
說了這麼多，能看到這裡的讀者也算是鐵磁了，本人水平有限，寫的也不一定精準，請同好們多指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