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孩子看見這幕有些異動，尤其是年紀小流浪時間短的，也想有爹有娘，被軟軟香香的娘抱在懷中，被高高大大的爹保護著。
就在有些孩子想要邁步的時候，一個年紀較大，約有十二三的孩子發出一聲不屑的冷嗤。
“做戲。”
沈誠潤沒有忙著訓斥他，而是問道：“你為什麼會這麼說？”
男孩似抓到什麼把柄一樣得意道：“你看他們穿得那麼好，哪有我們這樣的孩子穿成那樣的，一瞅就不是流浪過的，就算想騙我們都不知道做戲做全套。”
葛雲逸懷中小男孩哥哥馬上反駁道：“你不要胡說，我們確實是流浪兒，隻不過我們比你們幸運，先被爹娘發現。爹娘就先給我們做了衣服。”
男孩翻個白眼不知道信沒信，沈誠潤也不再多說，而是道：“你們若是不選，那我就分了。分到哪位爸爸媽媽，以後可就不能換了，就如同剛出生的嬰兒不能選擇父母那樣。”
這些孩子還是不吱聲。沈誠潤就按照幾個大孩子帶幾個小孩子的組合編成一個家庭。這裡一共不到二百個孩子，共組成十個家庭，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爸爸媽媽，除了葛雲逸樂蘭心這一組外，其他都隻有一位家長。
沈誠潤給他們重新起了名字，跟家中媽媽或者爸爸姓氏，當然不願意改的沈誠潤並不強求。然而實際上並沒有不願意的，這些孩子幾乎都沒有名字，就算有的也不執著姓氏。
然後按照年紀排序，大哥、二弟、三妹這樣，在家中要相互稱呼兄長弟妹。
沈誠潤這般安排就是為了加強孩子們的責任心和家庭觀，讓他們融進來，找到歸屬感，不再覺得自己沒有家，孤零零漂泊無依無靠。有時候爹娘二字並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個稱呼，還有一種心靈的歸屬。
分好家庭後，每個孩子都站在各自爹娘跟前。這些孩子的爹娘道：“咱們一會兒先吃飯，現在需要做飯，家中這麼多孩子娘一個人做不過來，你們要幫娘。”
然後孩子的爹娘按照年紀給孩子們分派任務，年紀大的多勞，年紀小的少勞，不管活多少都有分工，不落下任何一個孩子，不讓任何一個人孩子覺得自己多餘。
好在這些孩子雖然還是滿臉冷漠，但好在聽話，都默默行動起來。
這時候身為'爹''娘'的工作人員就會和孩子們絮絮叨叨說些家中的家長裡短，不知道的乍見還真以為這是一個正常的家庭。
每個家庭都有單獨的廚房，自己做飯，這樣才有更強的歸屬感。
當然所有家庭做的飯菜也不大一樣，不過都是一葷一素。起初孩子們還能保持住冷臉，當聞到飯菜香就再也保持不住，頻頻張望。
飯好後，大家圍著一張桌子坐下，孩子們新認下的爹娘會帶著孩子們一起吃飯。由於是剛聚到一起，孩子們都還很陌生，肯定會發生爭搶，怕有孩子搶不到，就先給孩子們分餐。
孩子們大口吃完，孩子們爹娘又組織他們洗自己的碗，太小洗不了的也讓他糊弄兩下，然後會由有孩子們爹娘再洗一次。
之後又組織孩子燒水洗澡，大的給小的搓背，小的再給更小的搓背，最後一起給大的搓背，等孩子們洗乾淨出來，他們的關係近了不少。再然後還由這些爹娘給孩子們剃光頭換新衣服。
到了這時，流浪時間短的孩子基本上就放下戒心。
而後就是上課。這本來就是學校，教室多得很，本來沈誠潤想把學校分成學前班、小學班、初中班、職業教育部和大學部。但現在所有孩子基礎都一樣，就暫時開了學前班和小學班，年紀太小的在學前班，其他的孩子都在小學班。
上午上課，下午就在職業教育部手工勞作，算作半工半讀。
職業教育部目前開設農業、養蜂、畜牧、織染和製鞋，未來還會開設照相和銀行等學科。
這些學科孩子們可以自由選擇，組成一個班級。
選擇農業的，老師會真的分給他們一塊地讓他們種植。選擇畜牧的會分給他們豬仔和小雞小鴨讓養他們，其他勻是如此。
待以後他們自己賺得錢就可以拿到家裡改善生活。為了培養孩子對家庭的歸屬和責任感，每個家庭每月都有固定的生活費，負責這個家庭的爹娘會如實告訴孩子們每日花銷。
這樣孩子們賺到的錢拿回來就可以改善家裡的夥食，因為賺得不同，夥食自然就不一樣，孩子們住在一起就能看出差彆，如此就更有家的感覺，會覺得'哦，我家怎麼樣怎麼樣的想法'。
長此以往潛移默化下，他心中就有了家的概念，有了親人間互助的那種親情。家的感覺更加真切。
作者有話要說：香山慈幼院|
紅葉林中永遠的家
北京香山如今是旅遊勝地，但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它幾乎是慈善教育的代名詞。發起這項事業的是熊希齡。他是晚清翰林，主張維新立憲，1913年當選中華民國總理，因不滿袁世凱□□，不到半年就憤而辭職，徹底退出政壇。當時他已經44歲，本打算在天津隱居終老，但1917年夏，直隸一場大水災改變了他的後半生。看到大批兒童和父母失散，甚至很多家庭把孩子扔在街頭插標販賣，熊希齡忍不住悲歎：“可憐這些孩子，他生下來並無罪惡，為何遭此慘累呢？”
熊希齡回到北京，主持水災督辦處，同時利用自己的聲望和資源成立了兩所臨時慈幼局，一所男校，一所女校，委托好友英斂之收留一千多名流浪兒童。災情緩解後，大部分孩子被父母認領回家，但還有二百多個孤兒沒有親人來接走。熊希齡決定，將臨時學校擴建，開辦慈幼院。
北京城內沒有可以開設慈幼院的大片土地和房屋，經時任大總統徐世昌斡旋協商，前清內務府同意，出讓廢棄的香山皇家園林靜宜園，即今天的香山公園。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開張，熊希齡任院長，他同時也是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會長。
熊希齡希望香慈能夠成為一所先進的現代學校，而不是兒童收養院。他邀請蔣夢麟、胡適、李大釗、張伯苓等數十位著名教育家擔任香慈評議會的評議員，還與蔡元培、陶行之等研究如何改進香慈教育。到1926年，香慈發展為包括六個分院的綜合性慈善教育機構。一院為蒙養部，即幼兒園；二院為小學部；三院為中學和師範部；四院為職業教育部；五院為技工部，半工半讀；六院為大學部。慈幼院學生中學畢業後如考取大學，該部負責為他們提供學費和解決各種問題。因為香慈教育先進，師資雄厚，連一些有錢人家也主動交學費把孩子送進來。
職業教育部是香慈的一大特色。該部設有農業、畜牧、養蜂、陶工、金工、織染、製鞋、照相、銀行等職業班；還曾辦過高級土木工程科、高級機械科等專業班。職教部不僅培養高級工程師，香慈中小學部的學生也都要到這裡學習勞動技能，“按其身體之強弱而定工作之輕重，以發達其個性、本能及興趣，為將來擇業之基礎”。
香慈的老畢業生說，如果不是熊希齡，香山的紅葉不會像今天這麼繁茂。香山園林荒廢期間，旗民常來砍伐古樹。慈幼院成立後，不僅製止砍樹，還發起植樹節，每年組織師生植樹護林。
1949年，奧地利創辦世界第一個國際SOS兒童村，采用小家庭教育模式。香慈早在1934年就已開始這種實踐。在與慈幼院孩子接觸中，熊希齡發現，大多數孩子因為缺乏親情溫暖，性格孤僻，這個問題不是給他們良好的課堂教育和衣食條件就能解決的。熊希齡投資建立了十幾個獨立平房小院，把幼兒園和小學的孩子按家庭編製分配，十幾個孩子一組，住進一個院，互稱兄弟姐妹，家中安排一位女教師作為“娘”。熊希齡以“總家長”自居，設立家庭總部，邀請各家孩子來作客。
熊希齡說過：“我在世上什麼事都經驗過了。我覺得總是很悲觀的。政治的罪惡，是不消說了。就是實業呢，我覺得經理人都不是拿著良心對著股東的，所以我也灰心了……我隻縮小範圍，辦我的慈幼院，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愛我，把我當他們的父母，我把他們當我的兒女，成立我們這個大家庭。這便是我的終身誌願。”
1931年，和熊希齡並肩經營香慈的夫人朱其慧去世。為紀念亡妻，熊希齡將兩人共同的財產全部捐給香慈，成立“熊朱義助兒童幸福基金社”，共有大洋近二十八萬元，白銀六萬二千兩。1935年2月，66歲的熊希齡與37歲的民國名媛毛彥文結婚，婚後毛辭去教師工作，專職輔佐熊經營香山慈幼院，老夫少妻共襄慈善，一時傳為佳話。香慈董事會認為，熊希齡既已再婚，應將一半產業歸還給他，以做日常家用，但夫婦二人都堅決拒絕。後來董事會決定，每月發給熊家八百元生活費。
1937年，北平淪陷。熊希齡和毛彥文試圖將香慈遷至江西湖南等地，但戰火蔓延之迅速超出他們想像。1937年12月，熊希齡因悲憤交加、過度操勞，突發中風去世。
曆史從來不缺做慈善之人，致敬！
文中辦理慈幼院的管理經驗正是借鑒上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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