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安娜·沃特。
我來自馬塞諸塞州一個家道中落的中產階級家庭。
我的家鄉很冷，非常冷，冬天的大雪甚至可以活活將一個人埋進去。當我五歲的時候，住在小鎮另一頭的史蒂夫就被埋在了大雪之中，直到開春的時候才被人找到。據說當他的臉從肮臟的雪水中顯露出來的時候，上麵還帶著奇異的微笑。
他興許是大半夜醉醺醺地從酒吧回家的時候，就昏倒在了路邊，從此便被大雪掩埋。大家都以為他失蹤了，逃離了體弱多病的妻子與不滿5歲的女兒，跑到紐約去重新謀生去了。誰也沒想著要在堆到大腿那麼高的雪堆裡四處戳一戳。也不能怪我們，那時候所有人都夢想著去紐約，去費城，在車水馬龍的大城市實現自己的美國夢。總有人小聲訴說著衣錦還鄉的傳說，引誘著年輕的，不諳世事的男男女女懷揣著不切實際的願想背井離鄉，而我就是其中一員。
如果我沒有離開，我此時恐怕早已結婚，或許正懷著我的第三個孩子。我亮金色的髦發會褪成黯淡的枯黃色，眼神空洞，奶|子下垂，變成小鎮上千千萬萬個臃腫疲憊的女人中的一員，思考著什麼時候我的丈夫才認為我們生夠了孩子，不會在大半夜粗暴地搖醒我，滿足他無窮無儘的**。
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於是我在16歲離開了我的家鄉，從此再也沒有回去。
後來，我成為了康斯薇露·範德比爾特小姐的貼身女仆。
儘管這麼說，我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小姐的女仆”，因為康斯薇露小姐還未出嫁。因此除了照顧小姐的衣食起居，我也要分擔一些範德比爾特家宅中的瑣事，譬如為起居室除塵，替夫人與小姐跑腿，等等。
儘管如此，當我頂著紐約的烈日，汗流浹背地坐在馬車上去替小姐取剛剛從巴黎運來的香水時，我的身份仍然比那些匆匆從街道上走過的秘書與打字員高貴，更不要說那些鄉下姑娘——至少，我是這麼堅信的。
她們不過是一些愚蠢溫順的，上了兩年速記課程，就跑去紐約某個又臭又舊的大樓裡應聘一個星期兩美金的工作的無知女孩。為了漲可憐的25美分工資，也許還不得不對老板曲意逢迎，卑躬屈膝，甚至付出一點□□的代價。這種工作誰都能做，然而，不是誰都能成為範德比爾特家族的女仆的。
我會說法語，儘管不太流利，那是從我來自路易斯安娜州的奶奶那兒學會的。雖然小姐已經有了兩個保姆，一個來自法國，另一個則是會說德語的德裔美國人，範德比爾特太太仍然堅持要求請來照顧小姐的女仆必須也會說法語，這是他們招聘的最低條件。
“不然你要如何明白我的女兒的指令呢？”我還記得，當時她趾高氣揚的視線是如何從一排前來應聘的年輕姑娘的臉上掃過時，所說的話，“在這個家裡我們從不說英語。”
我出身清白，品味高雅，談吐良好，這是我的家庭帶給我的最寶貴的事物。我在職業學校學習了四年如何挑選服飾，如何搭配首飾，如何辨彆香水，如何縫補衣服，如何清洗馬具，如何清潔靴子，所有一個小姐的貼身女仆應該知曉的一切。當我畢業的時候，我手握四封推薦信，它們無一不證明了我出色的學習能力和勤快麻利的工作。可當我走進範德比爾特位於紐約家宅偌大的會客廳時，我仍然不是那兒最優秀的女孩。
但是範德比爾特太太想找一個純粹的美國女孩，於是我就成了她的最佳人選。
那時候，一個來自法國年輕而又輕浮的女仆遠比不上一個來自法國的保姆來得體麵；英國的女孩不會選擇到美國來工作；而來自愛爾蘭和非洲的傭人已經不再是上流階級的主要選擇，前者既放蕩又懶惰，還會偷酒窖裡上好的葡萄酒；後者則被視為低賤和肮臟的人種，甚至不該跨過範德比爾特這種家庭後門的門檻。
這是真的，儘管表麵上誰都裝作不是。
如果有商店派遣黑人來給我們送貨，範德比爾特太太便不會讓他們走進後門，更不用說像其他白人工人那樣把貨物直接搬到廚房。每逢這時候，就隻能去馬廄找馬夫湯姆來幫我們，因為男傭永遠忙得不可開交，隻有湯姆每天在馬廄裡靠著草堆睡大覺。然而每次叫醒他的時候，他總是非常不樂意，嘟囔著範德比爾特太太應該給他更高的工資。
但我從不這麼想。
我認為範德比爾特家十分的慷慨——一個月40美金的工資，上哪兒去找這樣的工作？僅僅靠我的薪水的一半，我都能養活在家鄉的父母與我八個年輕的弟弟妹妹。
——更何況，我熱愛這份工作。
不同於範德比爾特家的管家，女管家，普通女仆，男傭人，跑雜，我與小姐的保姆都有資格跟著小姐到處旅行，見見世麵。去年，當範德比爾特太太帶著康斯薇露小姐去歐洲遊曆的時候，我甚至有幸遠遠地看了一眼巴騰堡王子英俊高貴的側臉，那時他正要登上馬車，而我與一群興奮過頭的法國女仆擠在花叢後偷看，隻為了一睹弗朗西斯·約瑟夫王子的風采。有哪份任何其他的工作能夠帶給一個出身平凡的女孩如此的殊榮？
“你想過結婚嗎，安娜？”康斯薇露小姐有一次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