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指正的是，焚書坑儒雖然常常連在一起說，但這其實是發生在不同時間的兩件事情，兩者的性質和程度也完全不同。
秦始皇在做出這兩個決策的時候，一定不會想到，這兩件事對後世產生的思考，竟然會到談及始皇便繞不開的程度。
宋人稱“焚坑之禍”，元人言“焚坑之厄”，明人語“焚坑之慘”，千年來古代文人墨客始終將“焚坑”一事描繪為地獄圖景。
一直到近現代，另一位開國偉人詩曰“全軍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才標誌著曆史風向標悄然改變。
先說焚書，最先的起源也不是李斯一個人一拍腦袋，想出了這麼一個“絕世好主意”。早在戰國先秦，商鞅變法之際，韓非子已經提出了“燔詩書而明法令”的觀點，嬴政和李斯也不過是抄一抄先輩的作業，不算是太過出格的舉動。
此外，和大家普遍印象中的廣燒群書不同，嬴政列為禁書的對象是《詩》、《書》以及六國遺留的諸侯史書，當然，官至博士的儒生們還是可以亟需研究的，因為“焚書”的目的是讓一般民眾不要再看這些書，以免亂了法家治國的道心。
細心的始皇帝陛下還把醫學、卜卦、農業生產乃至於諸子百家的實用學說都剔除在外，下一大批實用之學得以保存下來。
也就是說，焚書其實是隻針對五經，不涉及諸子。】
天幕的意思很明顯，在為秦始皇焚書一事的曆史淵源作詳細描述，以撥正原本的惡評——
讓天幕說得如此小心翼翼，那後世對他的評說原本得是什麼樣的？
秦始皇頓時有些不敢想了。
嬴政昂首伸眉，望向正跪如一尊石像的李斯，回憶起那時尚還年輕壯誌的自己來。
天幕所說的焚書坑儒，都是當年由這位自己心腹的社稷之臣一手操辦，他至今仍記得丞相那一句“今諸生不師今而從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是何等妙絕。
那時的自己意氣風發，時值創世之初，敢於堅持一條少數派的路。
那些迂腐不堪的儒生又怎會懂得，朕開創的大一統之秦，所需要的是一派新興之火，而不是再走三皇五帝的老路。
“朕之大業，乃萬世之功，一味“從古”，如何能有強兵怒弩，踏平六國之地。”
為何後世會對自己惡評如潮，以至於天幕言辭如此小心？嬴政非常不解，他的功績難道還不足堵上所有人的嘴嗎？
就因為生了這麼個沒用的兒子嗎？真希望天音能給他一個答案。
他再次瞪眼向昏厥過去的小兒子，眼光裡冒出火花來。
嬴政聲如洪鐘，無人敢反駁，即便是在焚書坑儒當時，敢於和法家李斯大辯八百個來回試圖勸說陛下複行分封的淳於越也隻是哆嗦一下，然後繼續當朝堂眾多鵪鶉中的一隻。
博士叔孫通和淳於越挨著站在一起，他斜睨了眼淳博士，掩著袖子撞了撞後者的胳膊肘，生怕這老家夥又捏著那腔忠孝節義的儒家理論去和始皇帝陛下嗆聲。
要是放在平常議政論道，始皇陛下向來從諫如流，也願意聽他們舌燦蓮花。
特彆是最近幾年，陛下漸漸願意參考博士們的進諫，還搞起了儒學禮製的建設，無論是泰山大典還是壽慶宴席，七十博士官位的設置也可見這份榮寵是獨一份的。
但是那畢竟都是時至今日，大秦統治走上正軌，才有的結果。
這天幕驟然提起焚書坑儒的往事，雖然是給這群大儒博士一個閃亮的耳光，但是他們也隻能受著。
拜托，陛下前麵都受了這樣的刺激，左一個“二世而亡”，右一個“鹹魚醃屍”，誰還敢想不開去提意見！
叔孫通見淳於越沒有作什麼妖，才放心地繼續眼觀鼻鼻觀心——當那第四隻鵪鶉。
【除了禁書範圍大小這一點，曆史上也有學者對於“秦火”對文化斷層影響力的大小提出質疑。
秦朝至今已有兩千多年，古人對各種書籍資料的保存也很難像現代一樣完備，無數珍貴史料和文化思想的著作在曆史長河中被名為時間的滔天巨浪所淹沒。即便沒有“秦火之難”，沒有“楚人一炬”，它們也很難得見兩千年後的太陽。
像這樣以浪花做比，自然失傳這一因素可以說是頭等大小的浪花，然後才是各種各樣的人禍，“秦火”算是一件，項羽入主鹹陽城時的那把大火隻怕浪頭不比“秦火”小。
如此看來，焚書一事的惡劣影響並沒有人民印象中那般可怖。
當然，主播也不是要為秦始皇辯解什麼，因為這把“秦火”無論如何都是實際存在，不可辯駁的，是對先秦儒學的重重一刀。
從秦始皇的視角來看，焚書不失為一種打擊複古封建貴族的手段，同時也體現了始皇陛下銳意進取，勇於革新的精神。但我們也不可否認，春秋以來，百家爭鳴的自由氣質在這場文化浩劫中遭受重創，這種簡單粗暴的手段是對文化思想蓬勃生機的創造力的巨大傷害。】
嬴政原本的一腔熱血被澆了個透心涼，他不甘地望向天幕——朕的選擇怎會出錯，倘若大秦沒有這種殺伐果決的氣度，又如何能掃六合，四海一！
還有天幕說的“坑儒”？朕養的這幾十個博士，還不夠禮待嗎！
思及與此，他又給了下麵一排的儒生博士一記眼刀——當然，沒有人敢抬頭對視。
【焚書坑儒，再說到坑儒——焚書是確有其載的，但坑儒那可就是子虛烏有的罪名了。
“坑儒”的起因是盧生等人戲弄嬴政，在暗地裡誹謗他，加之方士們多年來沒有做出什麼實際的作用，所以嬴政大發脾氣，坑殺四百方士。
《史記》所記載時的原有史料中，並無“坑殺儒生”的記錄，隻有“坑殺方士”一說。後來諸如“扶蘇勸諫不要重罰誦讀孔子的儒生”一事，大抵是儒生們所添，放在一個獨立的篇章，既不影響《秦始皇本紀》中的描述，又能讓後人把方士誤認為是儒生，這套惑世誣民的手法堪稱精妙。
這套“坑儒”的說法也正是從東漢末年的儒官筆中傳下來的，這些耍筆杆的這樣一寫，秦始皇的形象就站在了儒生的對立麵。
於是乎，那死去的“四百方士”，變成一種為大義英勇犧牲的殉道者，染上悲劇色彩，成了儒家學派的全國普及造勢的烽火，使得儒學經典的地位便宛如隔壁的聖經一般。
可那其實就隻是一群惹了皇帝不高興的方士啊，根本沒有史書裡塑造的高風勁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