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很多片子拍的都很深刻，也非常的好。
隻是他不明白的是，為什麼跟居於同時代的，同樣是表露社會現狀的《阿甘正傳》比起來，完全是兩種感覺。
表達人性和社會現實的這些國產影片描述的中國給人一種距離感、陌生感和差異感。極具“鄉土”風情的電影雖然成功的給外國人留下了印象，可留下的卻全都是貧困落後的印象。
李和也不介意他們去揭露所謂的家醜，把藏著五千年的文化自卑都漏出來，畢竟他不是諱疾忌醫的人。
可是在這個改革開放的大時代，中國企業或者中國人要走出去做生意，就必須有一個正麵的形象，真正的中國電影就應該擔起傳遞中國價值觀的責任，這也是國家軟實力的體現。
在文化領域，這是一場國與國的攻堅戰，奈何中國一直是戰五渣水平，被虐的不要不要的。中國直到奧運會以後，才開始真正刻意的花大筆錢拍宣傳片，搞國家形象公關。
所以他寧願去學郭小四同學拍一些名牌崇拜，紙醉金迷，燈壁輝煌，混血大模、狗血眼淚、華服和高蹺的浮誇片。那種人性片和所謂的社會片已經有很多人在拍，他就沒有必要隨大流同樣去領戰忽局的工資。
國家形象要是對了，作為個人可以自由自在的泰國搶大蝦，盧浮宮外洗腳，華爾街外騎金色銅牛，香港地鐵裡麵吃零食，到處大聲的趾高氣揚的說話。
人家還得誇你隨性，熱情，不拘小節！
有時候他不得不承認，香港電影對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傳遞，比內地片要強上不少檔次。
黃金年代裡成功的香港電影人使用電影這一現代的藝術形式，再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下眾多角度的價值觀，而成龍、李連傑、李小龍這些人有意或者無意的進行了國家公關，算是對中國對外宣傳做出了貢獻。
蘇明見李和有點心動，便加緊道，“我自己也算過，如果投給一些導演，票房絕對不會差，最關鍵的是我還可以自己生產碟片，這也是利潤的一大進項。”
在以往的集中計劃經濟體製保障下，攝製組最不用擔心的就是投資，隻有有了拍攝權，投資就會下來，然後從製作到發行都是國家承包，賺錢不賺錢，創作人員就很少關心了，隻要有名氣就行。
到處在改革，電影市場也不例外。
中國體製改革始於農村，其法寶是承包製，“一包就靈”，其他行業紛紛仿效，電影係統也是隨波逐流。
國家與電影製片廠之間的利潤承包是大承包，製片與攝影組之間的承包是小承包。
但是承包製在電影係統起不了什麼大作用，效益還是有限，國營製片廠是投一部賠一部。
這些年大製片廠越來越難混，開始賣廠標，大多屬於變相的獨立製片，投資的資金大部分都是屬於私企和個人。
暗中買賣廠標雖然違法，可大家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關鍵一點是獨立製片有錢賺，各方利益都能照顧的到。
所以這種現狀給了蘇明機會，做了這麼多年的磁帶行業，對於電影行業他也不算是陌生了，讓他有點躍躍欲試，。
“一部片子大概要多少錢？”李和想了想還是這樣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