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應該是他記憶深處，最為安穩的一段時間了。
還是翻過年，莊先生被府學逐出的事鬨得沸沸揚揚，以前總是在巷子裡和他玩的小朋友們不喜歡跟他玩了，還伸手推他打他。
不過這樣的日子也很短，他們很快回鄉，隻是並沒有安穩多久，莊先生對自己很有信心，因此變賣了家裡剩下的田產，帶著妻兒上京去考學。
那一次，他們是抱著留在京城的想法去的。
莊先生當時就和妻子說，就算是真考不上，他也會在京城找一份活兒留下。
當時一家人都很有信心，包括已經稍稍懂事的莊大郎也很高興，覺得父親一定可以。
結果他們是以更狼狽的姿態離開了京城。
莊先生沒有帶他們回鄉，陳福林的根基離綿州太近了，他們回去無異於自動入甕。
可他們一家的積蓄在京城便花的差不多了，莊先生接連遭受打擊，悲憤之下路上就病了。
那段艱難的日子彆說莊大郎，就是莊先生都一生難忘，他一直覺得妻子之所以會早早病逝，和那段時間有很大的關係。
顯然，莊大郎也是這麼認為的。
那時候莊大郎才五歲多，莊先生病倒，一家三口連屋子都租不起，隻能在破廟裡暫時安頓下來。
莊母便每天出去接洗衣服的活兒，賺來的錢既要維持一家三口的吃食，還要給莊先生買藥。
一家人熬過那段最艱難的日子後，莊先生瘦得衣服都快要掛不住了，然後去給人做賬房。
日子漸漸好過起來，安穩了兩年，莊先生又想著東山再起，便辭去了賬房的工作。
他當時已那樣，想要繼續考學或考官都很難，隻能給為官的做幕僚，將來或許可由人推薦入仕，便是不入仕，能夠洗刷身上的冤屈也行。
平白受冤，要說莊先生心中不怨是不可能的。
可他不沾官兒還好，一沾上官的事，他的運氣似乎就很差，輾轉做了兩個官員的幕僚，到最後一個時，他甚至一手將人從縣令扶到了司馬的位置上，結果半途理念不和，他又被驅逐了。
莊家的日子又難過起來。
在莊大郎的記憶裡，從他記事起到十四歲那年，他的生活一直不安穩，就算是他父親給人做幕僚，似乎很受看重的那段時間，私底下他也一直被人排擠。
尤其是他父親的過往不知被誰宣揚出來之後。
學裡，父親效忠的那位童大人的長子一直以睥睨的姿態看著他，根本不背人，直接當著他的麵和同窗們說，“他父親因品行不端被府學逐出，聽說在京城時還抄襲了同窗的詩句，若不是有人推舉，我父親是萬不會用這樣的人的，但也不過是打打雜，給他們一碗飯吃罷了。”
莊大郎並沒有把這些事告訴父母，但沒過半個月，莊先生還是知道了。
他請辭後帶著妻兒再次離開，也是那一次之後，莊先生不再想著給人做幕僚，而是帶著妻兒回鄉，開始接一些做先生的活兒。
莊大郎回顧自己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他覺得除了幼年時期那不太明顯的時間外，隻有他父親給人做賬房的那兩年他過得最安穩，也不失快樂。
所以回鄉以後，他拒絕了父親考學的建議，堅持去給人做賬房。
他覺得，如果沒有根基，那就不要去碰官場。
小富即安，日子過成這樣就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