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不能夠單方麵的怪責於日本女人，畢竟是迫於現實。從收入上麵，她們遠低於男性，隻是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在她們當中不少人的思維當中就造成了不想工作，結婚之後就想當全職主婦，養育孩子就好了。
為此，她們一心就要找一個具備經濟實力的男人，不但自己能夠活得輕鬆和體麵一些，而且還可以減少婚姻當中的離婚率。普通人離婚，大多數時候都是因為錢的事情。
這一部分女性主動退出勞動力市場，又造成了日本國內勞動力不足的情況，又不得不從國外好些發展中國家招收研修生來進行一個相關彌補。
日本男人又覺得日本女人越來越物質，越來越愛錢，進一步又打擊了他們當中不少人想要主動出擊的積極性。與其失敗，還不如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麵。
四則，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會階層晉升的僵固化。讓年輕人往往看不到希望所在，繼而就失去了積極向上的巨大動力。
日本的人口需要維持在一億人口左右，才能夠保持這個國家的競爭力。”岸本正義侃侃而談道。
“原來你們這一代的年輕人是這麼想的。”北野隆一和柏青哥總會長是彼此目光交流著，不約而同的點著腦袋道。
岸本正義要不是為了六本木的新城改造計劃項目，絕對不會主動和兩個老頭子一起打高爾夫球。
他們那一代人是還活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三十年當中。那個時候的日本人，不管是年輕人，還是中年人，一個個就如同打了雞血一樣。
他們非常積極的工作，通宵加班都是家常便飯，過勞一說就根本不存在，反倒是被視作軟弱，自詡為公司的最猛烈之士，全然不似後世那種自嘲為社畜。
所以，日本當時能夠從戰後的一片廢墟當中快速的恢複過來，也不是單方向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外部有利因素給日本帶來的了契機，而最主要的還是在於國民普遍具備了那一種積極向上的鬥誌和乾勁。
岸本正義知道，正是因為有一種東西的存在，致使日本在1970年的時候，人口就有了一個億，是才讓日本政府底氣十足的提出了一億中產的計劃。
他自然而然想到了中國人具有那一種積極向上的鬥誌和乾勁是主要出現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的南方沿海地區。
這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溫州人。當時是非常流行這麼一句話，命苦不能怪政府，點背不能怪社會。
八小時工作製，那是對於沒有上進心的人而製定的。也是這部分人在1998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苦痛，下崗。
有上進心的人，他們每天乾十幾個小時，周末也不休息。一天哪怕隻睡三五個小時，也就完全足夠了。
過勞，在這個時候的中國大陸，照樣是完全不存在的。他們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個小時。
那種勃勃生機是岸本正義在前一世讀大學的時候，從講師的口中，資料當中，紀錄片裡麵等等獲取到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