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每日出門走走看看,走累了，便拿出隨身帶著的書看了起來。
他身量高大，誰看了都得誇一句“長人”,走在街頭本就引人注目,停下來讀書的時候更是吸引了不少孩童圍攏過來七嘴八舌地問他手裡拿的是什麼。
在霍善這個孩子王的帶領下,西陵城的小孩兒大多都活潑好動且熱情好客,一點都不怕生。
想問什麼都直接問。
書這東西對許多人來說還是稀罕物,即使江夏郡的造紙作坊已經遍地開花,但僅僅一年的生產量還不足以支撐起印刷書籍的需求,隻能堪堪滿足進貢、本土市場以及周圍各郡的訂單而已。
孔丘這些天看的是戰國諸子的著作。
春秋時期學問這東西是壟斷的,往往隻有貴族能夠接受教育,隻有貴族能夠識文斷字,就連他一度推崇的“禮”，那也是“禮不下庶人”。
在那個時代裡,庶人是沒資格讀書的，他們根本沒有機會求學。
從後人口中說起來，率先打破這個規則的人，竟是最講究“以禮治國”的孔子，他提倡有教無類,一生收下門徒三千,發出了“百家爭鳴”的先聲。
戰國諸子這些著作中哪怕是不同意他見解的，那也繞不開他這個人，時常拿他出來當反麵例子費儘心思反駁他的觀點。
孔丘讀戰國諸子的書,是一種很新鮮的體驗。
就好像他雖然死了,但他的思想仍散落於世間的每一個角落，像是一顆顆種子似的到處生根發芽。
這些種子有的開出花來，有的長出草來,有的結出累累碩果，有的無聲無息地開了又落。
其中仍自認是他傳人的有與他一樣輾轉各國謀求任用的孟子，也有在稷下學宮“三任祭酒”的荀子。
那孟子雖一生都與他一樣無法真正施展胸中抱負，生平著述卻在一千多年後再次煥發光彩，成為後世那些讀書人與外來學問抗衡的依托。
那稷下學宮聚百家之英才，高談闊論，各抒己見，想想便覺熱鬨非凡，而荀子能三次擔任稷下學宮祭酒，足見其才學冠絕當世。
稷下學宮所孕育出來的學問與人才，又如一顆顆種子般散落於世間各處。
孔丘笑了笑，手頭拿著什麼書便教他們念什麼。
有時教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有時教荀子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有時又教墨子的“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口言之，身必行之”。
自家兩個後輩自不必說，孔丘覺得墨子這人也挺有意思的，他和孟子討論儒家問題，辯論得孟子都有點無言以對。
比如墨子堅持“明鬼”和“非命”。
也就是說墨子認為“鬼神”是明察天下的，它們將會根據你平時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決定對你予福還是予禍。
這也就意味著你的壽命、貧富、高低貴賤並非是命定的，而是由你自己的行為
來決定——你的命運可以由你自己去改變，天下的命運也可以由天下人去改變。
而文中的“孟子”持有的觀點正好相反，儒家認為貧富壽夭都是命定的，個人的努力改變不了什麼，且世上根本沒有什麼鬼神。
墨子就嘲笑他：你們儒家這些說法根本就是相互矛盾，如果世上沒有鬼神，那你們年年費那麼大功夫搞祭祀祭的是什麼？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們還勸人學習乾嘛？?_[(”
墨子此人的口才屬於孔丘讀了都覺得真了不起的程度。
隻不過當你跳出《墨子》這本書再來看，興許會發現不管是孔丘還是孟子的觀點都沒有書裡寫的這麼極端，墨子很有點自己豎起靶子自己打的嫌疑。
比如孔丘在旁人問起如何“事鬼神”的時候，說的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起生死的時候，說的是“未知生，焉知死”——
這說明孔丘的想法是活著的時候好好乾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彆去討論什麼鬼神與生死。
孟子就更了不起了，他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變置社稷。
沒錯，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如果諸侯危害到社稷，那就換掉諸侯；如果社稷危害到民眾，那就換掉社稷！
這裡的社稷，指的就是當時人們祈求風調雨順、作物豐收的祭祀對象。
倘若人們按時按點虔誠地向神靈獻上豐盛的祭品，神靈卻還是給我們降下旱澇災害，那我們就要“變置社稷”！
神不保佑我，神都給你換咯。
就是這麼直率又淳樸。
不管是哪一家的觀點，孔丘都覺得其中有不少可取之處。
能夠為了實踐與傳揚心中的“道”暢所欲言的人，其著作讀來都可喜可愛。
相比於孔丘這個“無名之輩”，司馬遷很快把他老師董仲舒安排起來了，不僅請他給江夏郡的教育問題把把關，還聚集本郡優秀學子來聽董仲舒講學。
可謂是既把自己這位老師捧得高高的，又把自己這位老師的用處發揮到最大。
孔丘跟著在後麵坐著聽了許久，清楚地感受到這已經不是屬於自己的時代。
他不過是此處的過客。
蘇軾這閒人每日與霍善到處閒遊兼吃吃喝喝，隻時不時湊過去找孔丘聊天彈琴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