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春,馬佳家與海商組織的第一出海隊伍還未歸，但開放海禁後的港口已經重新熱鬨起來。
海上貿易是一來一往的事情，事實上,大清的富裕已經迎來四周不止一處外國商人的窺視，可能不止外國商人。
馬佳家的人錢不夠，但有背景，權與利往往是兩個根本扯不清的東西,而在封建社會，權往往才是頂頭上司,這種時候趁著混亂不知不覺混入其中。
出海的人未回來,已經小賺一筆。
康熙見海禁一開真有利益可賺,其所征收的關稅成在年末戶部計算的時候特彆亮眼，於是年一過,便在閩海關、粵海關、浙海關、江海關設置四個海關點。
規定:“凡商船出洋及進口，各貨按斤、按匹科稅者為多,有按個、件、副、隻、條、把、筒、塊者,各按其物分彆貴賤征收。”[1]
之前隻能說是試探,這一國策,才是真正把海禁定了下來。
康熙的確看到了海商帶來的利益,但他還是沒有特彆搞清楚這個利有多麼大，也不明白這會是粵閩浙等多地官員們腐朽的開端，隻因製度體係有許多漏洞可鑽。
副、把、筒、塊……很多製度都隻是大概，貴賤征收也不過是指值得上貢這樣的珍品。
……
暴利在眼前。
清官一年才出幾個，大多數都是普通人而已，見到這麼多真金白銀，還有明晃晃的空子擺在麵前，有沒有足夠的規則束縛,他們能不動心？
肯定……不能？
正如之前長瑞和塔娜的課題而言，當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產生停頓乃至於反問的時候，心裡已經搖擺不定。
當開始收一件兩件不打緊的東西時，底線開始放低。
而人一旦越過底線，會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然後他們便一點點往前突擊，甚至於把銀兩交由給專業富商，讓他們幫自己經營，從中獲得暴利，已經不是簡單賄賂的問題。
而康熙對官員又過於仁，導致康熙朝後期，朝廷的蛀蟲上下都有，最富的地方也最多，這也是導致海禁的原因之一。
康熙年邁變了很多，但智慧依舊擺在那裡，也看得出來當中的東西，也是後來重新海禁的原因之一。
他的海禁是不徹底的。
康熙把自己晚年已經存在很多問題整一爛攤子，交由給治國手段最為硬核的雍正。
雍正也不負所托，在治理蛀蟲上麵的功績非常強，還有很擅長於治理國內政務，卻不像康熙一樣對海外有所了解與興趣，而且最可惜的是死亡時間太早且可供挑選的繼承人很少。
再然後，下一位是乾隆，乾隆不可能沒有看見西方危險。
乾隆早期與路易十六當過筆友，隔空懟過葉卡捷琳娜二世。
他其實政治手段和智商都不算太低，否則也不會借著雍正為他留下的國庫財產，進一步擴大與超級加倍再加倍，搞了個大清盛世之一。
但乾隆最大的缺點也很明顯，他眼中隻有自己，過於貪圖自己的享受。
身為君主，信中目睹筆友路易十六死亡的他不可能意識不到西方的真正危險，卻不加以正確防範，更不會發展大清，第一件事是縮回烏殼，把自己保護起來，從而真正的閉關鎖國。
乾隆把手段都用在享樂與鞏固自己的地位與政權上，對於大清的未來考慮得非常少，比康熙少，比雍正更少。
一個都不在乎自己子孫後代的君王，也難怪為大清埋下悲劇的一個伏筆。
馬佳芸蘭即便了解這些，也無法現在去提醒康熙完善海上貿易製度，她能夠做的，反而是借助種種漏洞，提前加入這片渾水。
不僅加入，還要占大頭。
生一筆財的同時，又能隨時掌控情況，未來也方便將其治理。
兵不厭詐。
假如真出現像伍秉鑒這種個人資產2600萬兩的巨貪海商，等長瑞一上位，正是一隻殺雞儆猴的帶崽肥羊。
國庫不就立馬豐了嗎？
為此，馬佳芸蘭把長瑞、塔娜都拉進來，長瑞對這個海關的了解肯定比她更深，三個人，提出更有建設性建議。
長瑞塔娜對於一目了然的某一財務預算很是吃驚:“知道額娘關注的一定並非蠅頭小利，但這也太驚人了。”
“不要為了蠅頭小利而丟掉西瓜，”馬佳芸蘭揚了下眉毛，“但你們得會辨彆什麼是蠅頭小利，就像冪指函數，你們還記得小時候玩的2的N次方有多大的遊戲。”
“女兒/兒子受教。”
也正因馬佳芸蘭三人的出力，讓馬佳家在浙閩粵江四地順風順水，得到一些西洋珍品。
再加上京城這些年獲得的利，羅刹國的打探可先一步行事，等出海歸來自有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