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板橋判牘的來曆也很有趣。
在古代,老百姓去衙門告狀,都要呈上一張“狀紙”,寫明訴訟的內容。縣官在案件審結完畢後,把判辭寫在狀紙的前頁或結尾處,就稱為“判牘”。
鄭板橋當了十二年的縣令,按道理判牘應該很多才是,然而並不然。
因為曆朝曆代,案牘管理都非常嚴格,必須集中存放,歸檔,就連銷毀都有固定的年限和格式,甚至除了自然災害外,基本連銷毀的機會都沒有。
因此隻有縣衙裡一些有機會接觸這些檔案的人,因為愛好不惜以身犯險,偷偷將狀紙上的判詞剪下帶出,以資玩賞,才能流傳世間。
又經過兩百多年後,所能尋到蹤跡的就寥寥無幾了。
據周至所知,鄭板橋同樣的東西,隻在故宮、國館、魯省博物館三處有收藏,個人私藏裡,隻有島國辻本氏個人珍藏中有一份。
這份判牘是鄭板橋這個狂怪才子信手為之,因此其書意本質極度彰顯,遠比鄭板橋刻意創作的作品更有研究價值。
鄭板橋為了尋求書法藝術的突破,有意摻雜不同書體,刻意求變,取“八分書”之六分半,創造出驚世駭俗的“六分半”書,成了“揚州八怪”其中之一。
故而這份隨手而為的判牘雖然小巧,然將其書風展現得淋漓儘致,非常的委婉可愛。
這幅判牘的尾部,還有清代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海濱病史”和“齊東陶父”的印鑒,有著名書畫藝術家尹瘦石的題簽了印章,還有李一氓篆書印“無所住齋鑒藏”,“一氓精鑒”,“一氓所藏”,及楷書印“成都李一氓”,“一氓六十”。
這些印鑒證明了李一氓對鄭板橋的喜愛,以及其流傳序列。
而另一件東西就更加的重要了,《白陽石濤書畫合冊。
這是一份一共十七開畫冊合集,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陳淳和石濤的畫冊。
中國畫壇上的大寫意流派,準確說起來,其鼻祖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王洽。
到了宋代,梁楷做出了突破性的貢獻,讓大寫意成為了一種典型的“文人標誌性風格”。
真正將之構成一套創作理論並將之推向藝術巔峰的,則是明代的陳淳和徐渭,尤其是徐渭,將之變成了一個藝術成就極高的巔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之後的四百多年間,其創設的藝術語言,引來無數後人的追捧效仿。
其後的繼承者,就是清初四僧裡的八大山人和石濤;再往後就是揚州畫派裡的黃慎、任頤;之後就是近現代的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黃賓虹、傅抱石……在中國美術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頁。
類似的藏品周至自己也有一件,那就是《白陽青藤山水鳥六冊頁,是陳淳和徐渭兩位創派大師的作品,品級遠比現在這件要高,但是不如現在這件內容有書有畫,傳承有序,除了陳淳和石濤的圖畫外,還有幾代收藏者的詩文,附加文化價值更豐富。
這本合冊的第十七開有一段題跋,題跋是第一代的收藏者江德量寫的,後麵還有他的墓誌銘。墓誌銘來自江德量好友汪中,顯然是江德量的後人續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