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則葉家的改變, 讓馮猶龍暗自吃驚的還有幾點，隻是不好公然說出來而已——據他所知，沈君庸之妻便是自己的表妹, 昭齊居然公然寫了《鴛鴦錯》這樣反對表兄妹成親的戲，並不為尊者諱, 即便他已知道買活軍反對近親結婚的‘疾病純合’說，仍是感到這麼做有些無禮。
再一個還是從這戲裡看出來的, 馮猶龍知道葉家和袁家定有親事, 似乎便是昭齊和袁家少爺, 他一知道此戲是昭齊所寫，便猜到葉昭齊有退親的心思，以至於流露筆端——對於昭齊這年紀來說，她頭幾本戲也好，通俗小說也好，一定是從自身經曆中興發出來的，少年文人往往有這麼一段時期，這是必然經曆。
馮猶龍能看出這一點, 難道葉仲韶就不能嗎？便是葉仲韶不提，難道老夫人竟能容許葉家出現一個退婚之女？這豈不是將葉家的清名全然破碎？名門體統何在？他最詫異是，昭齊不但能寫了這出戲，還公然上演, 而在家中依舊受寵, 老夫人對她照樣慈愛有加，眾人均是麵無異色, 仿佛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馮猶龍不見得不喜歡, 但這的確是他所難以想象的, 算來還不到一年的光景, 葉家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
比較起來，葉仲韶的變化反而更容易接受得多了，在馮猶龍看來還十分的可喜，錢固然是很庸俗的東西，但又實實在在是不能去避免的，人生每一日，哪一刻不是要用錢的？
馮猶龍自家是很愛錢的，是以他感到葉仲韶的變化是一種成熟的表現，不過也很好奇其中的緣故——以他對葉仲韶的了解，倘他不能問心無愧，是不能如此刻一樣紅光滿麵的，即便是腰纏萬貫，也一定是惶然若失，打從心底流露.出不安來。
葉仲韶被他這麼一說，倒也有些麵紅，望了沈君庸一眼，道，“君庸，你政治學得比我好，你來說。”
這又為何和政治有關，馮猶龍便不懂了，因他並沒有怎麼細讀過《政治與社會》，略略翻看了一下，更集中在看買活軍對上古社會的闡述，以及對未來社會的想象，至於說剝削階級雲雲，浮光掠影而已，實在是提不起太多興趣來。
不過，既然好歹也看過，便不至於對二人所說的完全不知所以，馮猶龍其實也很好奇沈君庸為何能放下身段，去為海商做賬房，想來都和幾人於誌氣上的轉變有關，因便聽沈君庸說道，“其實從君子不言利，到君子不恥於言利，這其中的區彆無非是‘正當性’這三個字——君子也要吃飯，要養家，君子不言利，是因為不必言利，君子的收入，來自於其田地的出息，若將其視為正當，那麼君子的確不必言利。”
“有田地，有佃農，足夠滿足最低限度的生活，由此，君子所發生的一切其他活動，都不必也不願言利，為的都是更遠大更宏善之誌願，齊家治國平天下，所為的自然不是利益，而是宏願，因為利益在齊家以前便已經實現，或者在這過程中會自然地實現。”
“但買活軍這裡，是將地主、佃農視作剝削，既然叫做剝削，那便是不正當的東西，既然如此，君子收入的正當性便完全地失去了——買活軍這裡推行的是一種新的東西，講究‘按勞付酬’，君子收入的正當性，從勞動中來。”
這說得有些玄乎了，馮猶龍半懂不懂，因為對買活軍的敘述還是有些迷糊，葉仲韶便接口道，“其實便是一點，買活軍這裡，最光榮的便是勞動，凡是勞動，都要給予相應的報酬——譬如說，在國朝，做官是養不活自己的，若是清官，那便隻能窮死。”
這一點是眾人所公認的，國朝做官，的確是非貪不可，不貪真的一點錢也見不到。“是以，便可以推論出一條邏輯——國朝以為，做官是不應當收到報酬的，是一種近乎義務的工作。”
仔細想想，這的確是很沒有道理的事情，馮猶龍也覺得這是很荒謬的，沈君庸道，“但除了做官之外，不論是為幕、經商、開課，總之一切要言利的事情，似乎都失卻了讀書人的體麵與體統，仔細想想，最體麵的讀書人，唯獨以耕讀為業，這裡的耕自然不是自己耕，而是叫佃農去耕。於是讀書人的書，讀完了之後，若是不能做官，便不能用這些學識來謀取任何利益，所謂君子不言利也——便是做官也賺不到錢的，讀書人唯一體麵的收入來源，便是田地的租子。”
“這在買活軍看來，是一種極大的浪費，且不說剝削不剝削，如此一來，讀書便始終是小部分人的事，因為一個正直的人，讀書是沒有任何利益可言的，他能讀書便一定是有人做了不正直的事，為他奪取到了足夠的田地來給他繼承。這麼說來，讀書若不是一個強盜要讀了書，考上科舉去做惡事，要麼便是一個強盜的後代，用搶劫來的財產，供著自己去讀書，以便能夠搶劫到更多的土地嘍？”
“讀書，無非是強盜們的自我標榜而已——雖然買活軍的課本是沒有這樣說，但你若是細品了他們的教材，所讀到的便是這樣一個意思。這一點天如是寫得很清楚的——你還沒看到報紙吧，這讀書強盜論，便是他新發的社論，言語真是銳利至極！”
“買活軍既然是這麼喜歡教人讀書，又怎會讓這樣的邏輯繼續下去呢？在買活軍這裡，利用學識謀得相應的收入，才是最具正當性的行為，既然如此，君子自然不恥於言利了——君子也要證明自己的學識，證明自己能配得上所要求的收入啊。”
“便如同老龍你，所出的小說話本也好，經學著作也好，都不是署的大名，其實無非也是自以為不登大雅之堂，讀書人不願沾染這樣的名聲——其實便是因為利用學識謀取錢財，自感失去了正當性。”
沈君庸所說的正當性之論，對馮猶龍來說的確是極為新鮮，對他的判詞也不算冒犯，本來曆代小說，多數都署化名，很少有真名署上的，隻有詩集、文集，這是揚名立言之作，方才會署上名號，似乎也的確有恥於言利的考慮在裡麵。馮猶龍自家來說，他寫話本完全便是因為暢銷，為了賺錢，隻是之前哪怕是書商，也不會如此直接地提起這一點而已。
但在買活軍這裡，一切似乎都很直接，沈君庸道，“買活軍這裡則是不同了，買活軍不但鼓勵讀書人言利——實際上，他們這裡人人都是讀書人——而且他們是不喜付出勞動的人不接受報酬的。譬如今日這出戲，哪怕我不想收補貼都不行，我收下補貼，捐給孤兒院都可以，但補貼不能不收，因為這是對勞動的報酬。不收報酬，便是對這邏輯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