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霍闕道：“沿此河北上彙入長江，經湖北，過重慶，一路沿江南去，就到了四川南部多山的地方。川南與貴州交界，多山。你們本來坐飛機到了成都，也要先坐火車，再一路換乘大巴，才能到川南。而從水路去，可直抵川南。”
王勇道：“隻怕麻煩霍上校。”
“我本就要回長江去。”霍闕輕聲道，“算不上麻煩。”
郝主任沒有異議，隻是同行的，卻還有一個閔衛。
王勇知道，國家不可能放霍闕落單，閔衛是霍闕此行的監視者，於他們卻無礙，不過是同行的多一個人而已。因此也沒有異議。
如此，便定下路程。
郝主任為他們準備了一艘輪船，一行隱約有所猜測，卻迷迷糊糊的浙江警察，與他們五人，一起踏上了輪船。霍闕則推著輪椅，緩緩步入了江中。
此時，於建設的情緒才堪堪穩定下來。
常教授問他：“方才你們打的是什麼啞謎？”
於建設苦笑一聲：“魯迅的作品，是以一九二七年為期的。二七以後的，都可算後期作品。《祝福》、《百草園與》、《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都是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前期作品。所有c-b4-0裡的劇情裡，從來沒有出現過魯迅一九二七以後的文章。”
常教授這回徹底回過味來了。
他作為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者，對於魯迅的平生，也有相當的了解。
郝主任卻一臉迷惘：“一九二七？”
常教授提醒他：“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蔣政變。以此為界，劃開了魯迅作品的前後期。”
郝主任的曆史還算不錯，仔細一想，一拍腦袋：“一九二七，四一二，蔣光頭清黨？所以？”
“所以，霍上校的意思是，”於建設苦笑著說，“真正的應三娘，和台階，兩麵一體，都是‘國民性’的具現化。魯迅先生一九二七年以後的文本，估計都集中在‘應三娘’身上。”
“什麼意思？”
於建設低聲道：
“一九二七年，魯迅先生在廣州親眼見證了慘烈的四一二屠殺。
他前半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
卻目睹了鄉野間，曾經灑熱血，剖心肝的青年，化作了蔣、汪。
聽著當年“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同伴青年，變作了舉起屠刀，讓中國更加貧弱，對侵略者卑躬屈膝的土豪劣紳買辦的代言人。
他苦悶萬分，寫下了《祝福》、《狂人日記》、《阿q正傳》，尋不到出路。
後半生，一九二七後，他卻目睹了無數為改變窮苦的中國，而被蔣、汪屠殺，卻誌向不改的中國新青年。這些青年篳路藍縷，用自己的血與肉，為新時代鋪路。”
“從此後，魯迅先生，徹底轉變為了一位馬列主義者，便再也不提所謂國民性。”
“因為，”他頓了頓，“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沒有唯心的、永恒不變的國民性。國民性不是什麼由人的心靈憑空產生的虛幻物。而是切切實實地環境在意識裡的映射。也就是俗稱的社會存在決定的社會意識。”
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的魯迅看來，無論是台階，還是她，都是所謂的國民性。隻是，端看環境如何，人們選擇了怎樣的中國，便選擇了怎樣的“國民性”。
說到這裡，於建設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竟然哽咽得說不下話。似乎看到了幾十年前，早已去世的作家的心腸。
“隻是，台階一直在明，煌煌而立帝王將相幾千年，演化吃人者。
‘她’卻在台階下，被壓了整整幾千年。化作無形的聲音，掙紮著呼號警示。”
魯迅，在一九三六年，拖著病體，寫完祝紅軍長征成功的一文後，沒幾個月，便病逝了。
他始終，沒看到“她”被放出來的那一天。
“但他堅信，無論台階怎麼壓著，始終，有一個藏著的‘應三娘’。
‘她’醒來時，幾千年的中國，也一定醒了。”
永仁市的廣場前的天將亮不亮。
升旗儀式的時候，士兵忽然發現有一個衣著打扮古怪的男人，久久佇立在紅旗下，仰頭看著那麵紅旗緩緩升起。
他麵色不佳，一身樣式老舊的長袍，留著短胡子，臉型方正，叫士兵總覺得很是眼熟。
他看看精神抖擻的士兵，也看一大早在寒風裡簌簌發抖的清潔工，看街邊的乞丐，看街上的豪車。
他不失望。也不期望。隻是低低歎了一聲。
他看著紅旗下的一級級步上升旗台的台階。
最終，也看那麵五星紅旗。
但下一刻，士兵一眨眼，卻又看不見了人。
沒有完全亮透的天邊，一顆寒冷的星星化作萬點銀光，灑落軒轅神州。
天徹底亮堂起來了。
永仁市的學校裡，郎朗的讀書聲響起。
孩子們正在背：
“靈台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