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霍闕道:“沿此河北上彙入長江,經湖北,過重慶,一路沿江南去,就到了四川南部多山的地方。川南與貴州交界,多山。你們本來坐飛機到了成都,也要先坐火車,再一路換乘大巴,才能到川南。而從水路去,可直抵川南。”
王勇道:“隻怕麻煩霍上校。”
“我本就要回長江去。”霍闕輕聲道,“算不上麻煩。”
郝主任沒有異議,隻是同行的,卻還有一個閔衛。
王勇知道,國家不可能放霍闕落單,閔衛是霍闕此行的監視者,於他們卻無礙,不過是同行的多一個人而已。因此也沒有異議。
如此,便定下路程。
郝主任為他們準備了一艘輪船,一行隱約有所猜測,卻迷迷糊糊的浙江警察,與他們五人,一起踏上了輪船。霍闕則推著輪椅,緩緩步入了江中。
此時,於建設的情緒才堪堪穩定下來。
常教授問他:“方才你們打的是什麼啞謎?”
於建設苦笑一聲:“魯迅的作品,是以一九二七年為期的。二七以後的,都可算後期作品。《祝福》、《百草園與》、《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都是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前期作品。所有c-b4-0裡的劇情裡,從來沒有出現過魯迅一九二七以後的文章。”
常教授這回徹底回過味來了。
他作為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者,對於魯迅的平生,也有相當的了解。
郝主任卻一臉迷惘:“一九二七?”
常教授提醒他:“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蔣政變。以此為界,劃開了魯迅作品的前後期。”
郝主任的曆史還算不錯,仔細一想,一拍腦袋:“一九二七,四一二,蔣光頭清黨?所以?”
“所以,霍上校的意思是,”於建設苦笑著說,“真正的應三娘,和台階,兩麵一體,都是‘國民性’的具現化。魯迅先生一九二七年以後的文本,估計都集中在‘應三娘’身上。”
“什麼意思?”
於建設低聲道:
“一九二七年,魯迅先生在廣州親眼見證了慘烈的四一二屠殺。
他前半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
卻目睹了鄉野間,曾經灑熱血,剖心肝的青年,化作了蔣、汪。
聽著當年“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同伴青年,變作了舉起屠刀,讓中國更加貧弱,對侵略者卑躬屈膝的土豪劣紳買辦的代言人。
他苦悶萬分,寫下了《祝福》、《狂人日記》、《阿q正傳》,尋不到出路。
後半生,一九二七後,他卻目睹了無數為改變窮苦的中國,而被蔣、汪屠殺,卻誌向不改的中國新青年。這些青年篳路藍縷,用自己的血與肉,為新時代鋪路。”
“從此後,魯迅先生,徹底轉變為了一位馬列主義者,便再也不提所謂國民性。”
“因為,”他頓了頓,“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沒有唯心的、永恒不變的國民性。國民性不是什麼由人的心靈憑空產生的虛幻物。而是切切實實地環境在意識裡的映射。也就是俗稱的社會存在決定的社會意識。”
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的魯迅看來,無論是台階,還是她,都是所謂的國民性。隻是,端看環境如何,人們選擇了怎樣的中國,便選擇了怎樣的“國民性”。
說到這裡,於建設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竟然哽咽得說不下話。似乎看到了幾十年前,早已去世的作家的心腸。
“隻是,台階一直在明,煌煌而立帝王將相幾千年,演化吃人者。
‘她’卻在台階下,被壓了整整幾千年。化作無形的聲音,掙紮著呼號警示。”
魯迅,在一九三六年,拖著病體,寫完祝紅軍長征成功的一文後,沒幾個月,便病逝了。
他始終,沒看到“她”被放出來的那一天。
“但他堅信,無論台階怎麼壓著,始終,有一個藏著的‘應三娘’。
‘她’醒來時,幾千年的中國,也一定醒了。”
永仁市的廣場前的天將亮不亮。
升旗儀式的時候,士兵忽然發現有一個衣著打扮古怪的男人,久久佇立在紅旗下,仰頭看著那麵紅旗緩緩升起。
他麵色不佳,一身樣式老舊的長袍,留著短胡子,臉型方正,叫士兵總覺得很是眼熟。
他看看精神抖擻的士兵,也看一大早在寒風裡簌簌發抖的清潔工,看街邊的乞丐,看街上的豪車。
他不失望。也不期望。隻是低低歎了一聲。
他看著紅旗下的一級級步上升旗台的台階。
最終,也看那麵五星紅旗。
但下一刻,士兵一眨眼,卻又看不見了人。
沒有完全亮透的天邊,一顆寒冷的星星化作萬點銀光,灑落軒轅神州。
天徹底亮堂起來了。
永仁市的學校裡,郎朗的讀書聲響起。
孩子們正在背:
“靈台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