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漕糧箱為何會被使用，因為眼下大明的漕糧會經過陸運+海運+陸運的方式，這樣就減少了稱重的麻煩，過往的漕運，往往會因為稱重的原因，鬨出不少的糾紛，新糧舊糧，蒸乾，車馬等等一係列的問題，都隨著度數旁通的標準化得到了改善。
同樣這個問題還涉及到了監察追責的問題。
這些漕糧箱每過一次手，都會貼上封條，經過了哪個衙門就過誰的手，一旦漕糧出現了問題，就追查到哪裡，這也是押箱不押貨的基本監察原理，這是張居正考成法中重要的一環，如果可以推而廣之，甚至在商業上都能形成有效的追責機製，目前大明毛呢官廠已經用上了這種法子。
封條一貼，蓋章的地方撕下一個角來，是洪武年間空印案之後形成的祖宗成法。
大明的齊縫書押和印章、在貴重物品上再撕下一角作為堪合憑證，是大明兩百年的管理方法。
為了確保這二十萬糧食能夠順利抵達海港，還將啟用大明最先進的船，五根桅杆21帆麵，長二十丈，寬為四丈，長寬比為5比1，主桅的高度為三丈二尺的五桅過洋船進行運輸。
這也是五桅過洋船第一次入京海航，一艘船可以裝1.2萬石漕糧，剩下的由隨行六十六艘鬆江鎮軍兵率領的三桅夾板船負責，同時還有二十名海防巡檢，駕駛水翼帆船居中傳信護航。
一支浩浩蕩蕩的船隊正在鬆江府集結，他們不是在準備出海商貿，而是將南糧送往北衙。
這是王國光初步設計的大明銀糧對流體係，大明將白銀帶到北方，而後讓商賈從南方運糧到北方，這也是當年京杭大運河的具體作用，北方土地貧瘠，多征戰，糧食供應總是短缺，稍有風吹草動，糧食的價格直接飛速攀升。
當年的鹽糧對流體係，也是這樣的道理，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大明官場鹽丁的逐漸流失以及大明開中法的係統性、結構性遭到了破壞，最終讓鹽糧對流完全失衡，時至今日，鹽引之所以仍然擁有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因為合法。
這鹽引是合法的鹽政，大明的商賈不總是大膽包天，最近朝廷稽稅房如火如荼的稽稅、追欠，讓合法鹽引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得到了一個快速的提升，過去一小鹽引價值1.5銀，一大鹽引價值5兩銀子，最近飆升了大約15%，一小鹽引120斤價格增長到1.725銀，大鹽引400斤價值飆升到5.75銀。
鹽引不需要在官廠兌換，鹽引隻代表著販鹽生意的合法，萬曆元年到萬曆三年，朝廷一共就發行了3963270引，每年大約為一百三十二萬引，而且這個需求量還在不斷的增長，根據鹽引數量，王國光估算出了大明大致人口數量在一個億左右。
這種估計是非常粗糙的，並不是作為四差銀征收依據，大明的正賦和勞役的唯一數據依據是黃冊和魚鱗冊。
淩雲翼這個從江西調往兩廣的總督，權豪們終於忍不住要彈劾了，兩廣的縉紳們以為來了個不貪不腐的總督，那就是青天大老爺來了，沒想到還真的是青天大老爺，他淩雲翼還不如貪一點！
朝臣們都有點繃不住，但是淩雲翼真的一點商量的餘地都沒有，任何拒絕朝廷命令的縉紳權豪，一律被打為謀逆，予以物理消滅的懲罰。
淩雲翼說到做到，比如在萬曆三年四月份，淩雲翼上奏朝廷宣布任何人不得和羅旁山瑤民商貿往來，不得販鹽入山，違者重懲，與逆民往來、鼓噪、參與民亂，一律等同謀逆坐罪。
萬曆三年六月得到朝廷核準後，張榜公告，在萬曆四年正月起實行，萬曆四年正月，淩雲翼就轟破了兩家權豪戶的大門，將家主兩人，附逆作亂的家人等十數人，坐罪論斬，奏疏已經送到了刑部衙門。
是真的轟破，推著大將軍炮就把人家大門給炸開了，而後一擁而上，將全家人都抓了。
現在終極決策權，來到了文華殿內。
一方麵是淩雲翼的蕩寇平定民亂，一方麵是權豪戶們請求朝廷手下留情，衡量的準繩就是，這電白林氏、廣州伍氏是否要處斬。
淩雲翼的證據確鑿，從萬曆三年正月起，就開始收集對方的罪證，一直等到萬曆四年正月，對方在朝廷明旨的情況下，仍然抗旨往羅旁山瑤民處送鹽，關鍵是這兩家還參與到了鼓噪百姓加入民亂，淩雲翼械送這些案犯入京，那是鐵證如山。
權豪縉紳們叫苦連天，爭相求情，理由也還算充分，說兩廣總督殷部堂在的時候，大家也都跟匪寇做買賣，殷部堂就不管，殷部堂也是平倭蕩寇，短短四年就將倭寇剿滅一空，殷部堂要的錢糧確實要的多了點，大家都不樂意，但殷部堂從來如此苛求，朝廷若是吹求過急，是不是有失聖上仁德？
刑部尚書王崇古終於想起了自己的本職工作，開口說道：“此案入京之後，我部對卷宗進行了核查，人證物證書證，曆曆可循，刑部認為該殺，坐罪輪斬，抗朝廷明旨為謀大逆，若不治罪，朝廷威嚴何在？”
群臣開始討論該不該殺。
殷正茂在兩廣因為缺少糧餉，廣攤派，把名單上的權豪縉紳一劃拉，直接核算，不給就拆門，還不給就搬床，方式和方法雖然不溫和，但兩廣縉紳權豪，的的確確提供了糧餉助軍蕩寇平倭。
在討論中，萬士和往前探了探身子說道：“禮部經查，兩家並無三品以上官員，不在八議之列。”
朝堂風向標萬士和的這個風向，代表著討論的風向已經徹底倒向了殺的方向轉變了。
“大司寇和大宗伯，是不是太激進了些？”朱翊鈞的傾向很奇怪，他覺得王崇古有些激進了。
王崇古稍微愣了下說道：“陛下，大明會典未曾修纂完成，這刑名混亂，臣這司寇也剛做沒多久，對刑名不熟悉，還請陛下朱筆禦斷。”
當大明律和大明皇帝的意見產生了分歧的時候，以大明皇帝的意見為準。
王崇古從來不認為大明存在法律這種東西，這也是他對張居正重用循吏不認同的分歧源頭之一，守法循理的官吏，大明哪有什麼律法？
他這個思路是邏輯自洽而且非常合理的。
從身份上講，君子，治人者也；小人，被治者也；
大明的律法小民們壓根就不懂，也不知道律法在哪裡，在遇到了事兒的時候，第一時間是托庇於權豪，請權豪為自己遊說一二，而且往往很有成效，這是大明的姑息之弊的具體體現。
而大明的律法對於肉食者而言，根本就是白紙一張，無法有效約束肉食者，因為肉食者是和治人者是高度重合而且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所以大明的律法，上不能約束肉食者，下不能約束小民，這律法可不就是白紙？說大明律，刑部尚書隻覺得可笑，大明隻有一個法律，那就是王法，陛下的金口玉言。
對於循吏，王崇古的理解是能做事、能做成事的人，這才是循吏的根本麵目，而不是守法循理的官吏。
王崇古的這個理解是基於自己的踐履之實，世宗皇帝有一本《欽明大獄錄，首輔張璁編纂，裡麵就寫了幾個案件，全都是皇帝欽定乾涉司法的鐵證，李福達案、長沙豪民李鑒行劫殺人案、光源陳洸居鄉不法案、京師張福殺母案等等。
尤其是李福達案，在大禮儀的黨爭之中，牽連甚廣，李福達和曾光一樣的妖人，這妖人化名張寅，因為捐糧納輸成為了太原衛指揮使，本來李福達已經被坐罪論斬，因為牽連到了武定侯郭勳，而武定侯郭勳隻用一句話，就讓這個案子翻案了。
武定侯郭勳說：陛下啊，我因為讚同為皇帝親生父母親上尊號而觸犯了大家，所以他們才要剝皮見骨置我於死地。
嘉靖皇帝立刻下旨開始重新審定，最終李福達被無罪釋放，官複原職還是太原指揮使。
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大寇蔡伯貫被捕，事情才真相大白，李福達就是張寅，張寅就是李福達，一場波及數年的冤案終於沉冤昭雪。
案子的真相究竟如何真的重要嗎？不重要。
高拱和張居正因為改革的政治立場，高度讚同當年張璁和桂萼的判定，在明穆宗實錄中，將李福達案仍然認定為誣告，將李福達和張寅二人混為一談的誣告，而非妖人案。
所以，李福達案究竟是不是冤案，在嘉靖年間不是，在隆慶初年是冤案，在隆慶四年起到萬曆年間，又不是冤案了。
李福達究竟是不是張寅，這個案子是否誣告，早已經和事實無關，在案件爆發之初，案件已經完全受到政治立場的影響。
所以王崇古不認為大明有大明律這種東西，隻有皇帝的意誌，就是大明最大的那一片天。
王法？陛下的意誌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
所以小皇帝說是否太過於激進，王崇古立刻調轉槍口，改變口風，以自己剛剛做司徒不了解刑名，大明會典仍未修纂完備為由，請皇帝直接宣旨，阿旨定案，大明的傳統藝能，刑部尚書的標準被動技能。
“大司寇，朕的意思是不說殺，也不說不殺，這案子就這麼查補，暫且糊塗著，人先扣著，天牢裡也不缺這些個口糧。”朱翊鈞看著王崇古訴說著自己的想法。
朱翊鈞看著群臣開口說道：“朕說說朕的想法。”
“兩廣地麵的權豪們，大的方麵還是支持朝廷平倭蕩寇的，殷部堂和淩愛卿在兩廣主持平倭蕩寇，無論用了什麼方式方法，權豪們都認捐了，包括了廣西官運鹽事，權豪也算得上配合，若是現在倭寇平定，就開始喊打喊殺，是不是有卸磨殺驢之嫌？”
“朝廷若殺，權豪心有戚戚，恐更進一步跟瑤民互通有無，更進一步導致兩廣戰事糜爛。”
朱翊鈞其實不希望權豪們完全站在朝廷的對立麵，給淩雲翼更多的操作空間和餘地，一旦權豪再跟民亂沆瀣一氣，那朝廷就把人殺了人，讓淩雲翼更好做事。
這就是典型的政治手段罷了，他也是想讓淩雲翼能夠真的做成事兒。
兵部尚書譚綸聽聞，認真思慮之後問道：“陛下，若是權豪仍然和瑤民連氣相生，那連權豪一塊剿了，不就好了？”
“大司馬所言有理。”朱翊鈞一愣，沉默了片刻，認同了譚綸這個說法，他的說法非常符合踐履之實，權豪既然還要違抗明旨，直接坐罪論斬，把權豪直接一塊剿了，不就結了？
萬士和思慮再三說道：“陛下有仁心仁德，臣以為此乃大明之幸，但是公然違抗朝廷明旨，臣以為不應姑息。”
次輔呂調陽詢問道：“元輔以為呢？”
“臣以為陛下所言有理。”張居正的表態突出了一個模棱兩可。
陛下主張不殺，又讚同譚綸連權豪一道剿滅的暴論，所以張居正說陛下言之有理，但是是殺還是不殺？還是說，隻要陛下說的都是對的？
尊主權是張居正變法的核心，所以他這話的意思是，隻要陛下說的都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