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物質和強調貨幣之間是水火不容的，因為他們的根本導向不同，要解釋這個問題極為複雜，但大概可以概括為唯物和唯心之間的矛盾。
以燕興樓交易行的船舶票證為例。
大明發行船舶票證，目的是通過出讓分紅權，人人做船東計劃，來快速回籠資金收回成本，而後再次投入生產之中，加速擴大大明船舶製造業的規模，這就是強調物質，根本導向為獲得更多創造更多的物質，或者說商品。
這是激進派強調物質的主張。
船舶票證在交易行交易，各種投機客手中漲跌交易，對於‘更多商品’這個根本導向而言，是零收益，甚至是負收益的，因為船舶票證的波動有可能會影響到生產，甚至為了票證價格，不得不進行冒險。
可是如果從強調貨幣的角度出發，就會發現，船舶票證的交易，和價格的逐步升高，帶來的是更多的貨幣需求，對於‘更多貨幣’這個根本導向而言，是正收益的，交易行的規模越大，貨幣的需求就越多。
燕興樓交易行的票證交易，對於激進派而言是無效甚至是負麵的；而對於保守派而言，是有效、意義重大的，這便是兩種主張的水火不容。
有趣就有趣在這裡，他們奇妙的達到了一種陰陽平衡的共存，甚至是互相補足，這大約就是矛盾說所言的陰陽並濟的現狀。
追求更多的貨幣，不是一種謬論，尤其是在大明大明商品極度匱乏、商品經濟欠缺發展、朝廷堅持以銀銅貴金屬為本位的大明朝，追求更多的貨幣，本身就是在增加商品的流動性，隻有貨幣數量大於商品價值總量的時候，商品才能正常流通。
那麼大明不再行錢法，而改為鈔法，這種追求更多貨幣的主張，是不是會成為一種謬論呢？
如果大明可以布武全球、利用堅船利炮轟開各國市場的大門、進行自由航行和貿易、大明文化深入世界的角角落落、在所有人的心裡打上大明天朝上國的思想鋼印，那麼大明寶鈔，就會成為支配世界資源、產品、服務、人才的可靠工具。
那麼追求更多的貨幣，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是一種謬論，而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種古怪的平衡狀態，是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對彼此政策的部分認同和部分反對造成的犬牙交錯的局麵，如果首輔次輔、保守派和激進派之間這種異見，演化成為了政鬥，甚至形成黨錮，求同存異的共識完全消失，為了反對而反對，全麵反對、全盤否定的話，平衡狀態就會打破。
為了讓經濟利益相互衝突的階級，不至於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麵上駕於一切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之內，這種超脫的力量就是國朝。
也是朝廷於大明的意義，皇帝於朝堂的意義。
一個皇帝躲在後宮吸阿片，朝堂的奏疏一本都不批，顯然是沒有履行自己的義務。
王崇古在官廠團造和工兵團營裡，設立了惠民藥局的做法，根本倒向是‘更多商品’，在產出上，一個經驗豐富的熟練工匠幾乎等同於三個經驗不足的工匠學徒，那麼拉長工匠的平均壽命和工作年限，就成了一個不錯的方法。
王崇古的意思大概就是：匠人的平均年齡不到三十歲，是無法讓大明走進商品經濟的。
三月春風和煦，但是朝堂上卻非常非常的不平靜，因為前往綏遠支援邊疆的籌碼，降低了！從三年升轉，變成了六年升轉，這讓本來在觀望中的士人，徹底坐不住了！
怎麼可以降價！
而且朝堂要在工兵團營搞學堂這件事，徹底讓士大夫們坐不住了，王崇古這個奸臣，背叛了勢要豪右的集體利益，現在開始帶頭衝鋒，一種可怕的危機感，彌漫在了所有士大夫的心頭。
各大雜報，開始長篇累牘的報道這件事可能造成的影響，完全的跟蹤報道，因為王崇古不是鬨著玩，他搞出了三級學堂，即童學、蒙學和經學，三級學舍，當完成九年三級學舍後可以考入國子監，若是在算學上天賦異稟，甚至可以考取皇家格物院。
這三級學堂，童學是不脫產的，也就是識文斷字和簡單算學的學習，隻要通過了考試，就可以上蒙學。
蒙學是完全脫產的，到了這一步，四書五經和算學的內容就變得複雜了起來，到了這一步考不上經學也沒關係，可以轉工匠學堂學習一技之長，這三年的束修為三十銀，朝廷可以墊付並且無息，但學完之後必須還錢。
而考中了經學，就代表著一隻腳跨越了階級，可以選擇繳納束修就學，或者簽訂委培契約，學完之後無法考入國子監或者皇家格物院，就需要履行契約前往綏遠、遼東、雲貴、長崎、呂宋、舊港等邊方地區，這三年的束修為三十銀，簽訂契約，朝廷可以墊付。
如果考入了國子監或者皇家格物院，那就是跨越了階級，正式從生產者跨入了肉食者。
違約可能會一輩子繳納罰金…
宋真宗趙恒在《勵學篇·勸學詩》中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北宋的時候是不是真的暫且不論，但大明，書中真的有真金白銀。
王崇古來真的，他不是在皇帝麵前表忠心，領了聖命，開始陽奉陰違，在皇帝麵前吹半天，結果遲遲落不到實處，總是講困難，說顧慮，從製度設計到製度推廣，王崇古動作十分迅速，雜報跟蹤報道的速度，甚至跟不上王崇古推行政令的速度。
隨軍西席開始招募，給出的待遇是很豐厚的，待遇分為基礎的稟米和考成恩賞，一個學堂，西席先生所帶的學子，每考中一個蒙學、經學、國子監、皇家格物院有不同程度的恩賞。
孔乙己的學生張三，因為勤學好問努力學習考中蒙學、經學，又因為天賦異稟，進入了皇家格物院，孔乙己整個過程可以領取一百二十銀的賞銀，哪怕是孔乙己死了，他的兒子孔丙己也可以領到這份賞銀。
孔乙己，不肯脫下長衫，隻能站著喝酒的窘迫儒生，大明也廣泛存在，而現在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就在眼前，隻要肯興文教，就可以獲得豐厚的報酬，桃李滿天下，生活會越來越富足的機會出現了。
基於大明的賤儒疑似過於多了這個基本觀點出發，工兵團營三級學堂的建立，從一開始就表現了它的猙獰麵孔。
讓學問帶上了銅臭味，是對知識的褻瀆！這是批評王崇古的主流，京堂的民報如同炸了鍋的反對王崇古的胡作非為，最讓詩社筆正們無法接受的是，考成賞銀的錢，是晉黨、晉商的認捐！
製定政令、推行政令，作為公衙裡的明公，這是應該做的，但王崇古自掏腰包，自帶乾糧，算怎麼回事兒！
王崇古直接通過《民報》告訴所有士人：考成恩賞的賞銀庫，每年定例為五萬銀的捐贈，王崇古本來打算一家獨占，但是晉商卻主動認籌，理由很簡單，勝州的煤山、臥馬崗的金銀銅鐵煤山，挖出來才值錢，這些東西，都在河套和漠北，沒有足夠穩定的統治，這些金山銀山，就不是大明的，而晉商是第一受益者。
考成恩賞的賞銀庫，還能從內帑領取五萬銀，賞銀庫每年合計收到十萬銀捐贈，用於推行三級學堂。
王崇古製定賞銀庫的時候，就打算好了，自家直接拿出來了，但晉商聞訊，紛紛跑到全晉會館哭訴，什麼次輔如何忍心棄我等而去之類的話，最終隻能均攤了這五萬銀的認捐。
王崇古是不害怕賤儒們的批評的，因為賤儒傷不了他分毫，不客氣的說：大明除非皇帝、文張武戚出手對付他，否則誰都對付不了他，嚴嵩被罵了二十年，不也乾了二十年首輔嗎？
朱翊鈞在文華殿偏殿召見了張居正，王崇古人在西山忙惠民藥局和三級學堂之事，除了廷議，基本見不到人。
“感覺王次輔有點過於激進了。”朱翊鈞對著張居正麵色複雜的說道。
朱翊鈞知道王崇古有本事，但當初僭越那些事兒，朱翊鈞對王次輔的期望值並不是很高，他能安安穩穩的把毛呢官廠辦好，朱翊鈞就已經滿意了。
現在，王次輔在革故鼎新的路上一路狂奔，成為了激進派的代表人物，張居正反而成了負責維持穩定的保守派，這種攻守之勢異也的魔幻感，讓朱翊鈞覺得王崇古是不是魔怔了。
張居正俯首說道：“也沒有吧，臣倒是覺得，他做的這些事，既是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也是為了青史留芳。”
官廠團造法是王崇古的根基，他在這個根基上用再多的力氣都不為過，官廠團造法出了大問題，本就是奸臣的他，隻有被斬殺了，而且官廠團造法，沒有被卸磨殺驢的擔憂，王崇古完全不必擔心，自己會和嚴嵩、胡宗憲一個下場，倭患漸止，就沒了用處，成了堵清流嘴的一步棋。
因為官廠團造在理論上，是沒有事畢的那一天，朝廷隻要啟動了官廠，從裡麵得到收益，就不可能停下了。
至於青史留芳，對於每個大明人都很重要，大明不講來世，投胎就可以做個人上人的來世報；大明也不講現世，活到哪兒算哪兒，生命會隨著呼吸的停止而終結；
大明講永生，以名長存，以名永生。
這種體係之下，導致中原人需要對曆史格外的負責，時至今日，西域已經丟了近一千年了，大明在景泰年間、成化年間、嘉靖年間，就曾經多次有過重開西域的爭論，因為那些名字，還停留在史冊之中。
大明收複河套、在遼東開辟，都是直接啟用了唐時名字，這就是對曆史的重視。
那不是簡簡單單幾個名字，而是曆史，更是傳承。
這不僅僅是肉食者的共識，同樣也是大明普通人的共識，比如唐憲宗時，安西都護府的鐵軍，已經孤軍守城四十年，龜茲滿城儘白發，龜茲守軍難道不能投降，或者說乾脆回到腹地嗎？他們沒有，而是在龜茲守了整整四十年的時間。
所有人都會在時間麵前成為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當站在曆史的岔路口，有機會、有能力、有魄力可以成為曆史長河裡的一塊柱石，曆經千年計量的衝刷，依舊屹立不倒，甚至成為脊梁的一部分時，王崇古的表現，稱不上什麼瘋魔。
張居正是認同解刳院那一套中原優勝論的，因為一旦以千年為尺度去思考問題時，就不是軍事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而是文化問題了，沉沉浮浮，循環上升是矛盾說的核心觀點，但文化的堅定支持，讓那一套的優勝論變得更加令人信服。
拜占庭十一世大喊著，我將如同閃電般歸來，但羅馬完全沒有任何歸來的苗頭了。
漢室江山，代有忠良。
張居正思索了片刻，俯首說道：“南望九原何處是，塵砂黯淡路茫茫，是文天祥的絕筆詩，三百年前，文天祥被押解入京，在柴市被忽必烈斬首示眾，他所說的九原，是九原郡，是陰山腳下，是趙國修建的邊城，是秦時的九原郡，是秦始皇所修直道的北止點，是漢時的五原郡，是唐時的豐州，是現在的五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