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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七百八十七章複雜性
馬主史學家關於奴隸社會的定義，是奴隸被視為奴隸主的財產，可以買賣，奴隸主可強迫奴隸工作，勞力活動須以奴隸為主，無報酬，且無人身自由。
一個人類社會中，如果大部分物質生產領域勞動者是奴隸，這樣的社會，就叫奴隸社會。
而“封建社會”，是指地主或領主占有土地，並剝削農民或農奴的社會形態。
但是事情落在華夏，那就變得很複雜。
封建，到周代就已經非常完備，但是華夏大一統的國家疆域廣袤，各個地方的發展差異很大，從來就沒有廣泛同步過。
就拿秦代來說，秦開南海、築長城的人數，其實依舊多到形成了階層甚至階級，但那些人的身份卻都不是良人，也就是說不是自由民，而是“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為兵”。
這裡的“嘗逋亡人”，就是欠國家稅收的流民野人，“贅婿”與後世含義也完全不同，其實是奴隸或者奴隸家生子，“賈人”也不是什麼正經商人，而是沒有土地依存的“無產者”。
秦國對於這些人是極其殘酷的，甚至有法令要求將領們儘量讓他們死去，根本沒有當做人看。
從這個方麵來看，秦國的邊地和內地，毫無疑問是兩種馬主社會形態，而且兩者相輔相成，同樣都是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
漢代其實也是如此，《漢書·嚴助傳》記載：“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
曹魏學者如淳還曾作注：“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
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拿錢贖回，就成為永久的奴婢。
有戰爭的時候，這些人是首先消耗掉的炮灰，《漢書·武帝紀》記載漢武帝天漢四年“發天子七科謫及勇敢士”前往朔方征戰。
所謂“七科”，依次為：“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罪官排第一，逃犯排第二，奴隸籍排在第三。
著名的衛青起初其實就是奴隸，衛青跟隨彆人來到甘泉宮，一位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後說：“這是貴人的麵相啊，官至封侯。”
衛青笑道：“我身為人奴之子，隻求免遭笞罵，已是萬幸，哪裡談得上立功封侯呢？”
也就是說，即使是到了漢代，奴隸一樣普遍性的存在。
到了唐代，則有了口分田。口分田就是國家土地在男丁出身之後分配給男丁使用，死後收回歸國家重新分配的田畝製度。
到了宋代，有了官田。官田就是屬於國家，交給老百姓栽種，收成後讓百姓繳納租子的田畝。
馬恩他們老家，壓根就沒有過這樣的東西。因此他的學說，也就解釋不了這些東西。
因為官田的主體是國家，而且宋代官田佃戶們是以佃代賦，也就是說他們和自由民一樣，繳納給國家同樣份額的糧食，隻不過不是以賦稅的名義，而是以租子的名義。
此外也沒有額外更多的“剝削”，他們與自由民的區彆，隻在於自由民有私產，而他們租種官地。
馬說的封建社會還有個前提，那就是通過土地政策、戶籍製度政策和賦役製度，嚴格控製人口流動，使人身依附關係極強，農民被強迫捆綁在土地上，不得遷移，隻能遭受剝削。
但是華夏其實從唐末開始，這種情況就已經發生了鬆動。
宋朝實行的主客戶戶籍製度及賦役製度，這些製度相比前朝，對客戶大為有利，人身依附關係已經大大減弱。
這本身是由於生產力與商品經濟發達到一定程度後，政府鑒於實際情況，不得不采取農商並重的政策，給予勞動力流動一定的自由。
這樣客戶既可以選擇成為商業手工業的雇工，也可以選擇做農業佃客。
因此這一時期的租佃製，客戶也已有遷移的自由。這與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
天聖五年，宋仁宗就下詔規定：“自今後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收畢日，商量去往，各取穩便。
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攔占，許經縣論詳。”
這些情況，與馬說的定義都不一樣，如果一味地以西套中，隻要稍作研究就會發現，很多東西，其實似是而非。
隻能說，中國特色的“華夏封建”，其社會複雜性，可能遠超馬說所定義的“歐洲封建”。
蘇油自打穿越過來，在這方麵就一直下著苦功夫，一直在認真研究自己穿過來的這個時代，而不是上來就大刀闊斧咣咣咣幾板斧。
因為那樣失敗的概率遠大於成功的概率，而且就算是成功，也不過是讓自己加入了這個循環——英雄成功屠龍以後，自己就變成了新的惡龍。
隻有結合實際，參考大宋的政治情況、經濟情況、思想體係、文化程度，世俗民風，從這個基礎出發，考察成熟後，再去製定相應政策。
而不能天馬行空地生搬硬套後世的所謂“先進經驗”，才有可能獲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