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臭椿吧。”我漫不經心地說。
“不。”爸爸用手掌撫著下巴，認真地辨認著，終於肯定地說，“對了——這是一棵合歡樹，又叫馬纓花樹。到了夏天，它的葉子晝張夜合，能開出馬纓般的花兒，又紅又香……”
我懶洋洋地在他身後站著，等著他往前繼續散步。可是爸爸看完樹又看那陳舊而整潔的小小院門，看完院門又看那青瓦灰牆的住房後身，最後目光集注到牆上桌麵般大的玻璃窗上，那是老式的嵌死了不能開啟的玻璃窗，因為臨街，所以有個木頭蓋板，現在是白天，那木頭蓋板用一根木棍斜撐著，以使陽光瀉入窗內。玻璃擦得很亮，因而可以清晰地看出屋裡窗台上擺放的一盆蟹爪蓮，肥厚的洋紅花朵成圈下垂著，傳達出一種小康的家庭氣氛。
“來，我們進去——你不口渴嗎？我們去要杯水喝。”
我很驚異爸爸會有這樣的想法，這樣的提議——並且會有這樣的行動！他已經邁步走向了小院。
我跟著他。
小院靜悄悄。這裡的居民大約並不在星期日這天休息。也不見兒童們在院中嬉戲。
爸爸敲著南屋的門。那便是有後窗對著湖邊通道的屋子。
門開了，主人把我們讓了進去。這位主人是個滿臉皺紋但衣著很整潔的老太婆。這種老太婆幾乎每一個胡同小院裡都有，我懶得仔細打量這種既俗氣又難看的角色。爸爸倒似乎在很仔細地打量她。
“您二位打電話？”老太婆淡然地問。
爸爸和我這才注意到進門的屋角有一張小杌子，上頭放著一台電話機，電話機上方掛著個小黑板，小黑板上寫著些號碼和難以認清的草字。啊，這家管著傳呼電話，對，院門上原釘得有“公用電話”的黃牌牌，我們剛才沒有注意。
“對。我打個電話。”我忽然心血來潮，走到電話跟前，想了想，便給不是丹麗的那個“她”掛了個電話。她那邊的也是傳呼電話，就在她家隔壁，我聽得見接電話的人在尖聲叫她。
在我撥電話的當口，爸爸已經同老太婆坐到折疊圓桌兩邊談起話來。“她”來接電話了，我顧不得聽爸爸和老太婆是怎麼攀談的，隻顧同她對話。我們頭天才見過麵，所以除了廢話實在沒有什麼好談，但我們卻又舍不得很快撂下話筒。
世界上沒有打不完的電話。我終於擱回了話筒，掏出四分錢來，投入了電話機旁的小木箱中。
待我回轉身時，我不免稍稍有些吃驚，我發現爸爸和那老太婆的神色都有點異樣。他們雙方似乎都在竭儘全力地觀察對方。老太婆固然是出於好奇和警惕，從爸爸的穿著和風度上，她大約已經得出了正確的判斷：這是一位“微服出行”的高級乾部。她有點手忙腳亂地給爸爸斟著熱茶。爸爸可能是長期沒有這樣地深入到一個最平凡的市民家庭了，他對老太婆和整間屋子的考究興趣未免顯得有點過分。
我在一旁靜聽他們的談話。開頭，我認為那都是些例行的套話。無非是爸爸問她在這兒住了多少年？家裡幾口人？房子夠不夠住？生活上怎麼樣？……老太婆的回答勾勒出了一個北京最平凡的市民家庭的毫無浪漫氣息的變遷：當她還是一個“丫頭片子”的時候，她家就住在這兒了。她父親是個廚子，母親是個擺小攤的小販。當生活把她推到家庭的中心位置時，這裡外兩間小屋曾經住過八口人：癱瘓在床的父親，精神失常的母親，她和掏糞為業的丈夫，她們的兩個兒子，她的尚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那時候裡外屋的多一半都被鋪板填塞著，幾層關係的八口人就那麼混沌地在鋪板上吃飯、睡覺、吵架、嬉笑……新中國的成立確確實實給這個市民家庭帶來了恩惠：她的老父老母壽終正寢，後事辦得不錯；弟妹長大成人各有工作，遷出另過了；雖然他們又陸續添了一兒一女，但合家六口人關係不那麼複雜，住得鬆快些，手頭也富裕些了。
北京的市民家庭有一種古怪的習慣，他們不將家庭照片存放在照相簿中，而是用很大的鏡框，將大大小小的照片密密麻麻地陳列於牆上，作為一種同年畫配套的裝飾。老太婆說話當中，便指點著鏡框中的照片，請爸爸和我去觀看。鏡框中最大的照片是一張“全家福”：女主人和一位高顴骨、眯縫眼的老頭端坐當中，後麵拱衛著年齡不等的三男一女。老太婆指著照片上的大兒子驕傲地說：“我們老大解放前滿世界撿煤渣，連條不露腚的褲子都沒穿過；解放後托**的福，上了學，一直上到大學畢業，畢業以後分到東北的礦上當技術員，頭年給提了工程師。如今媳婦也有了，孩子也有了，住著樓房，獨門獨戶的單元，比我們這兒強多了。”接著又介紹老二：“上的師範，畢業以後分到門頭溝教書，有了對象，不常來家。”又指指最小的閨女說：“頭年中學畢的業，待分配呢。在家膩煩了小半年，要不是走我老伴他們清潔隊的後門，如今還當不上基建隊的臨時工呢，雖說是個閨女，在家粗活沒少乾，這整天地和泥她還頂得住。”我見她唯獨不介紹那看去同我年齡相仿的老三，不禁指著相片問道：“他呢？”
老太婆臉色一暗，嘴角邊的皺紋抖了幾抖，歎了口氣說：“實不瞞你們，他在天堂河農場。進去快四年了。”我當然知道天堂河農場是一種什麼樣的地方，“進去”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字眼。可是爸爸遇上這種情況卻比我遲鈍多了。他沒明白老太婆的意思，追問著：“他在那兒乾得怎麼樣？安心嗎？”
老太婆癟癟嘴說：“不安心又怎麼著？判的五年，還有一年的熬頭呢。”
爸爸這才明白了這位老三的命運。他詢問老三“進去”的緣由。老太婆坐回到椅子上，絮絮地說：“我也不知道該怨誰。他沒趕上他大哥那樣的好日子：係著紅領巾，戴著青年團的牌牌，正經八百地念書知理……他懂事沒多久就遇上了‘史無前例’，學校裡不上課，時興把痰盂扣到老師們頭上，學生鬥先生，左鄰右舍有被掃地出門的，有被捆到樹上挨揍的，這門外湖邊時不時有投水自儘的……我們老三也就把人命看輕賤了，動不動就伸長脖子，瞪著眼罵人，一句話不合適，就敢舞刀使棒。我和他老子說他他不聽，大哥二哥勸他他不改，妹妹見他犯狂就知道嗚嗚地哭……果不其然，有天他出去晃蕩再沒回來，公安局通知我們，把他給銬走了——他跟幾個哥兒們在公園裡胡鬨，也不為個什麼新仇舊恨，不過是人家擠了他們一下，他們就動刀子捅人，把人家捅了個重傷……唉，這些事就甭提啦。我也不明白，解放後日子本來過得好好的，乾嗎非搞個‘史無前例’。我盼我的兒女都能像老大老二一樣，成個棟梁，誰曾想老三折進了天堂河，老疙瘩畢了業又沒處安置……”
爸爸認真地聽著老太婆的傾訴，眉心擠出了個“川”字。他眼裡似乎流動著一種思考的波光。我可是沒覺得有啥稀奇。這類的家庭我早有接觸，我知道許多比這老太婆講述的更具戲劇性的家庭軼聞。
爸爸站了起來，仔細地環顧著屋中的家具陳設，親切地問：“你們生活上沒有什麼困難吧？”
“我們沒什麼可抱怨的。雖說如今漲價的東西真不少，我們也還算過得樂樂嗬嗬。您請進裡屋看看……”我和爸爸隨著老太婆進了裡屋，裡屋比外屋小，但家具陳設要好得多。老太婆自豪地指著小衣櫃上的九英寸電視機，告訴我們：“這不，大號的新電視我們買不起，人家買了大號的新電視，這小的就轉讓給我們了，還少收了二十塊錢。如今我們也能看個電視了，我最愛看評戲和相聲……”我注意到那電視機上苫著自家用鉤針精心鉤出的鏤花織物，顯然，這是她家最昂貴的物品之一，代表著她家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所達到的一個高峰。
爸爸開始告辭了。首先為老太婆的熱茶致謝。老太婆注視著爸爸，眼裡不知為什麼忽然增添了一種狡黠的閃光，我聽見她問爸爸：“您常到我們這湖邊遛彎兒吧？”
爸爸回避著老太婆那過於好奇的眼光，含糊地說：“過去常來，如今工作太忙，顧不上了……好，打擾您了，回見！”
趁把我們送出小院的當口，老太婆以“機會難得，不可失之交臂”的氣概，提高音量對爸爸說：“同誌，您準是在大機關辦公的主兒，您給我們成全一下——這湖邊的鐵欄杆壞了好多，豁著大口子，夏天一下暴雨，能把人滑到湖裡淹死，我們提了好幾年意見也沒見來人修理。解放的頭幾年，把這兒的爛水泡子淘淨，裝鐵欄杆連栽白楊樹，歸裡包堆三月就完事了，那時候多利落！如今鐵欄杆壞了好幾年也修不起來，您說像話嗎？您給使使勁，催他們快來修理！”
爸爸點著頭：“好的好的。我記住這件事。”
爸爸離開了小院後走得很快。我望著他魁梧的背影，默默地跟隨著他。
我們幾乎把整個湖繞了一周。在一株伸向湖麵的大柳樹旁，居然還殘留著一張破損度不甚大的長椅。爸爸坐了上去，並打個手勢讓我坐到了他的身邊。
爸爸不用任何導語，單刀直入地對我說：“昨天晚上，我夢見過她。”
“她”當然是指那老太婆。我本來呈現萎靡狀態的精神為之一振。伸直了腰，我目瞪口呆地望著爸爸。
爸爸掏出了鍍鎳的煙盒，拿出香煙，點燃吸著，目光越過灰蒙蒙的沒有波紋的湖水，射向對岸那門口有株合歡樹的小院，更準確地說，是射向那小院屋牆上的方形玻璃窗。
“三四十年前，我有過那樣的衝動：愛她，娶她。”
我仿佛不認識爸爸了，或者說，我仿佛才真正認識了爸爸。原來他這樣一個人，也曾有過羅曼蒂克的情史，而且在經曆了幾十年轟轟烈烈、五光十色、悲壯離奇、嚴肅高級的政治生活之後，還能在一次睡眠中，出現有關這個湖邊小院的夢境，並且幻演出當年的女郎倩影……
“那時候，我在城裡搞地下工作，我的公開身份是印刷所的校對，我幾乎每天都要打這兒——那時候是臭水泡子，惡氣熏天——路過。我每天要從那合歡樹下走過，每天要從那窗戶前走過——那時候那扇窗戶是紙糊的格子，隻有當中間一小格鑲著書本大的玻璃。有一天我偶然地一瞥，正瞧見那玻璃裡邊有個瘦瘦的姑娘，睜著兩隻好大好亮的眼睛，往外看著。我和她一對眼，也就趕緊把目光移開了。可是那雙又大又亮的眼睛，不知怎麼地總偶爾要閃閃地出現在我的心上。記得是個悶熱的夏天，馬纓花開得正盛，‘知了’拚命地叫喚著，我都走到這水泡子邊上了，才發現身後有條討厭的‘尾巴’。怎麼甩掉呢？趁拐彎的機會，我一氣小跑起來，可是眼前是條直道，附近也沒有岔出去的小巷，倘若他們也拐過彎來，我就難以甩掉他們了——這時我眼前猛地出現了那棵合歡樹，我想也沒想，本能般地一步跨進了院去。仿佛在等待我似的，她飛快地出了屋，一把把我接了進去。我隻覺得滿屋子都是人，一股子爛棉絮發黴的氣味。她也沒跟我說話，隻是把我拽進裡屋，把耷拉到鋪板下的破單子一掀，指指那下頭，讓我鑽進去。我就鑽進去了。她移來兩個破陶罐擋住我，又把破單子耷拉得更低。我朦朧地聽見她家裡人在問她什麼話，她厲聲地命令說：‘都聽我的！’……不一會兒，那兩個特務果然找到院裡來了，先是在院裡吆喝，然後到彆的人家搜尋，最後闖進了她家。我聽見她鎮靜地應付著。而特務暴躁地宣稱：‘眼見著他拐到你們這邊來了，準窩藏在你們這左近，都得讓我們搜搜！’這時候有老人**，有小孩啼哭，我聽見她尖著嗓門對那兩個特務說：‘搜吧搜吧，不怕招上麻風病你們就搜吧——爹，咱們家來客人啦，您還不快出來迎迎……’我聽見特務們在問：‘她家是有麻風病嗎？’大約是站在院裡觀望的鄰居在回答：‘可不。我們早讓她把她爹送濟貧院去，省得招上我們，她非當二十五孝……’‘她們家連好貓好狗都不進，還能藏得住大活人？’那兩個特務果然不再搜尋，罵罵咧咧地走了。我從鋪底下出來以後，才認識了她家其餘的人：癱瘓的父親，失神的母親，弟弟和妹妹……她指著我躲藏的那個鋪上的父親說：‘他不是麻風，您彆怕。’我握住她的手，真心實意地感謝她，並且問：‘你為什麼要救我？’她臉紅了，低下頭說：‘我每天見您打這外頭過，我看得出您是個好人。’我跟她告彆以後，就向地下黨彙報了出現的情況，從此以後我改變了職業，搬了住處，不再每天從那兒過了，可是當情況不那麼緊急時，我也曾回到那兒看望過她一家。我覺得，我為之奮鬥的事業，就是為了使她和她一家那樣的群眾，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從她家裡出來，我心裡頭萌動過這樣的念頭，我應當愛她，甚至娶她……”
爸爸手上的香煙白白地燃燒了好長一截，燃過的煙灰並不立即掉下，仍舊連在未燃的部分上。嫋嫋的白煙掠過了爸爸的臉龐。爸爸的表情是複雜而難以形容的。
我似乎有許多話要問要說，可又問不出說不出。
“再後來，衝動過去，我漸漸地把她和她那一家人都淡忘了。今天我才重新找到了她。她還住著那兩間房子。當然，房管局給修理過，小有改進。可這不符合當年我的理想，我是要讓她和她那樣的城市貧民，不到成為老頭老太婆就住上新樓的……更沒想到她那老三進了勞改農場。我們奪了反動派的權，搞了三十多年，可她家還隻能看彆人轉讓來的小尺寸舊電視，她的老疙瘩閨女還得繼續待業……我們對不起她和像她家一樣的普通老百姓。我們如果再不總結教訓，那我們還算什麼**人？”爸爸說到這裡，聲調裡顯露出一種真誠的沉痛感。
我的心難得地被打動了。我仿佛是補充似的說：“可她和像她一樣的普通老百姓，並沒有怨恨你們。她們還盼著你們給修湖邊的鐵欄杆，像解放那時候一樣，三個月裡做許許多多的事情！”
爸爸站了起來，他彈掉煙灰，猛吸了一口，大步朝通向小轎車停放處的小街走去。我跟隨著他。我幾年來頭一次覺得自己的心和他的心緊貼在一起。
汽車在繁華的街道上行駛著。我和爸爸沒有交談，各自想著心事。我們大概想得不會相差太遠。
我想，待那株合歡樹葉盛花茂之時，我還要去那個小院……
1980年3月4日寫於垂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