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一千多公裡路，坐火車需要幾十個小時，近三天行程。
蔡愛芹兩口子將舒安歌送上了縣城去市裡的大巴，淚眼汪汪的跟她揮手再見。
火車站比舒安歌想象中還要破舊，三層高的小樓，牆體上貼的瓷磚都快掉了。
她拎著大包小包吃的，慶幸這是冬天，食物沒那麼容易腐化。
車廂裡味道很難聞，還好能打開車窗通風。
硬座很難買，舒安歌的票是部隊給解決的，乘務員受到委托，一路上對她很照顧。
車廂裡人滿為患，衣著乾淨整潔的多數是工人，打扮寒酸的，有很多是去外麵務工的。
他們臉上滿是憧憬和不安，外麵的世界，對於剛剛改革開放的內地人來說，就像埋著黃金的荒漠。
他們渴望著黃金帶來的富貴，又恐懼荒漠的吞噬。
舒安歌旁邊坐的幾個人，買的都是長途票，最短的也得二十多個小時。
剛上車，大家還有點兒談話興致，十幾個小時過去後，隻有打牌的人還精神著。
熬了三天，舒安歌雙腳浮腫，臉色蒼白，眼圈黑的像熊貓。
要怪隻能怪車廂實在太吵了，孩子的哭鬨聲，堪比機槍掃射，鬨得人頭昏眼花。
舒安歌遺憾這不是修真世界，否則一個結界放下去，噪音不見清靜無憂。
“小姑娘，下了火車站彆亂跑，部隊那邊會有人過來接站。”
乘務員熱情的盯住舒安歌，還不由分說的給她塞了兩個大蘋果一個黃燦燦的大鴨梨。
“謝謝乘務員姐姐，我在出站口那邊等接站的，不會亂跑。”
“乖，不用謝，要感謝人民子弟兵保家衛國，才有我們的幸福生活。”
擱在三十年後，或許有人嫌這樣的話矯情。
但在這個年代，國家內憂外患，前幾年剛好周邊小國家爆發過局部戰爭，大家都打心眼兒裡崇拜軍人，擁護軍屬。
所以，後來段小穗才能憑著憑著軍人妻子的身份，四處行騙招攬投資。
出站口了，一個穿著軍裝的年輕人，手裡高高舉著一個紙牌，上麵寫著：“宋紅旗家屬”五個大字。
舒安歌朝年紀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小戰士走過去，朝對方有模有樣的敬了個禮，拿出了從縣城帶來的介紹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