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婉玉撐著下巴，眼睛裡全是莫名的光彩，雖然她聽得似懂非懂，可就是喜歡看著眼前的男人給她講這些，仿佛一輩子也聽不夠一樣。
“總的來說，東倭文化具有雙重性和矛盾性，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王逸之總結道，然後端起杯子喝了口茶，渾然沒有察覺到彼此之間的氣氛越來越曖昧。
李婉玉等了半天也不見王逸之有進一步行動，心裡麵頓時有些生氣，給王逸之把腳擦乾淨，不冷不熱地說道：“不要睡的太晚了，明天早上我包了餛飩。”說完之後，重重地把房門關上。
“奇怪了，說翻臉就翻臉？女人啊，真的是難以理解。”王逸之撓了撓頭，索性不去想這些，將桌麵上的稿紙放進打字機當中，按照回憶開始進行改編和創造。
《菊與刀》這本書是前世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創作的文化人類學著作，首次出版於1946年，全書並不長，總共隻有十三章。
因為曆史遺跡麵目全非，這也增加了王逸之改編的難度，不過這也比重新創造要簡單了無數倍。原書裡麵的缺陷不少，一切都是源於資料，忽略了東倭的曆史和環境的變化。
由於二戰沒有發生，因此王逸之將之全部刪掉，取而代之的是整個東倭國的曆史由來，以及漢唐對其的影響，同時也對最近的東倭獨立思潮進行了剖析。
“在東倭民族有關人際關係以及個人國家關係的整個觀點中，他們對等級製度的信賴乃是核心地位。各守本位是描述他們等級思想的關鍵詞。
在人際關係中，每個人都有其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每人都應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應得的權利，履行該地位所要求的義務。一個人必須向地位高於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權利，否則地位低的人的報複是正當的。
東倭人在觀念上認為自己是曆史的負債者，這種債即有父母的恩，還是兒子欠父母的一切；又有皇恩，是一個人對天皇的負債；還有彆人施加給他的恩。這些恩都是必須償還的欠債。一個人要成為有德行的人，就必須報恩。由於報恩意識的存在，東倭的人與人之間產生了服從的關係，比如子女要服從父母，下級要服從上級，人人都要服從東倭的天皇。”
“東倭的幼兒和老人享受了最大的自由和從容。幼兒期過後，限製逐漸加強。到了結婚前後，個人的自由達到最低的限度。
到60歲以後，東倭人又可以像幼兒一樣不受恥辱的煩擾。東倭兒童特彆是男性兒童的教育存在著兩重性，即幼時除了要對父親表示恭順之外，可以為所欲為，可以對母親和祖母大發脾氣，隨意發泄自己的挑釁心，而六七歲以後，慎重與“恥辱感”逐漸加至他們身上，並隨著年齡的增大，訓練越來越嚴厲。
這種教養方式在東倭人的人生觀中產生了矛盾的性格，即一方麵東倭人可以愛好賞櫻花、菊花之類的優雅行為，另一方麵又可以手執刀槍進行殘酷的殺戮或者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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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注：（魯思·本尼迪克特是是一位美國人類學家，在大學期間學習的是英國文學，後從事人類學研究，師從於二戰前最偉大的人類學家之一——弗蘭茨·博厄斯，並取得博士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主要從事對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泰國等國民族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