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建文朝中，一批殉葬妃子的親屬被特批進入錦衣衛，成為百戶或千戶。靖難之後，這些人本該作為建文一黨被清洗，但朱棣特意下旨挽留，對這些朝天女戶安排不同，調去了孝陵衛。一個叫程嗣章的詩人這樣寫道：“掖廷供奉已多年，恩澤常憂雨露偏。龍馭上賓初進爵，可憐女戶儘朝天。”
建文帝在南京陷落後神秘失蹤，無從下葬，並無殉葬的機會。而到了朱棣去世之時，遺詔一體遵照祖製，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宮妃殉葬。《太常續考》稱陪殉長陵的妃子一共有十六名，但具體有哪些人已無可考。隻有《李朝實錄》的世宗卷二十六裡，記錄下了韓氏、崔氏兩名朝鮮妃子的名字，以及殉葬的詳細過程。這裡姑錄全文，至今讀之仍是毛骨悚然：
及帝之崩，宮人殉葬者三十餘人。當死之日，皆餉之於庭，餉輟，俱引升堂，哭聲震殿閣。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掛繩圍於其上，以頭納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經而死。韓氏臨死，顧謂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語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與崔氏俱死。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親入辭訣。
洪熙皇帝雖然宅心仁厚，廟號仁宗，可在宮妃殉葬這件事上也未表露出任何不忍。關於他的陪葬宮妃人數與名字，《大明會典》《太常續考》《宛署雜記》《宣宗實錄》《萬曆野獲編》等材料記述不一。但統而言之，一共有五名妃子陪殉獻陵，其中甚至包括一名貴妃郭氏。郭氏為洪熙生了三個兒子，按道理如果宮妃有所出，則不該算入殉葬之列。究竟她是自願而往還是彆有隱情，不得而知。
另據《長沙府誌》，這五個妃子之中有一位譚妃，是湘潭人，父親曾任浙江道禦史。她在永樂二十二年被選為太子妃，沒過一年便趕上洪熙駕崩，“自縊”而死，被宣德封為“昭榮恭禧順妃”。想想看，一個年輕女孩子入宮才幾個月，便要被拖去黑漆漆的陵墓中殉葬，這是件多麼可怕的事。這位譚妃的生平，是中王景姝這個角色的最早源頭。
而到了宣德皇帝去世之時，殉葬製度仍在延續。《太常續考》稱一共有八位妃子殉葬，其他材料記載的數字不等，其中《英宗實錄》的數字最多，一共有十名妃子，而且姓氏、封號、諡號俱全，當為最可信。
接下來的正統、景泰二帝，情況有點特殊。先是正統陷於虜手，景泰稱帝，正統歸京之後，發起奪門之變，將景泰廢為郕王，改元天順。景泰帝既被廢為王，死後沒資格入天壽山帝陵，遂葬於西山，是為景泰陵。但宮妃殉葬之製，並未因此豁免。《雙槐歲抄》記載說：“天順元年二月……癸醜，郕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諡曰戾。唐氏等妃殯俱賜紅帛，自儘以殉葬。”
更誇張的是，明初除了帝王熱衷於殉葬之外，諸王去世也講究要王府妃嬪殉葬。僅在正統年間，就有豐王去世，豐妃劉氏自縊；周憲王去世，有七名妃子陪葬；越王去世，有妃子吳氏死殉；河陰王去世，夫人鞏氏殉夫。甚至唐王世子去世，世子妃也要被迫自殺。
這種風氣越演越烈，連民間都深受影響，寡妻殉夫竟成為美談，民眾紛紛效仿。不知多少無辜女子因此而死。
正統帝朱祁鎮雖然在曆史上名聲不佳，但在宮妃殉葬這件事上，倒比之前的諸位先帝要強。到了天順八年他臨終前，頒布遺詔說：“殉葬非古禮，仁者所不忍，眾妃不要殉葬。”他怕彆人誤會隻是客氣兩句，還特意叮囑說“此言俱要遵行，毋違”，說明是真心實意要廢除。
於是從正統帝開始，明代帝王再無殉葬之事，這個野蠻傳統就此消亡。不過上頭雖然踩了刹車，下麵的慣性卻不那麼容易停住。成化、正德兩代帝王期間，王府、勳貴殉葬之事仍不絕於耳，直到隆慶一朝，仍有零星記載。可見惡政影響之深遠，又豈是一兩代人。
起初我起意寫這部時，隻是單純想寫個冒險故事。但隨著資料深入下去，尤其是讀到殉葬史料時，我意識到，自己沒法對此視而不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諸帝或雄才大略，或仁慈淳厚，從大曆史角度來說都有著極高貢獻，但在殉妃這件事上，他們的責任無可推卸。所以我想，也應該為這些莫名殉葬的女子留下點什麼。吳定緣當然是主角，但真正推動書中波瀾的靈魂人物，是蘇荊溪。
聊到這些角色，也有幾句話要念叨一下。
吳定緣是完全原創的，史上並無此人。不過《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記載了鐵鉉一家的結局：“妻楊氏並二女發教坊司，楊氏病死，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適士人。”
鐵鉉的夫人楊氏病死於教坊司，兩個女兒雖然生活淒慘，但並未遭受侮辱。在鐵鉉同僚的暗中幫助之下，朱棣最終赦免了她們兩個，釋放出去嫁給士人。
鐵鉉的父親鐵仲名以及母親薛氏，被發配去了海南，在那裡終老一生。而鐵鉉的兩個兒子，長子鐵福安被發配到了河池，後遇洪熙赦免，返回偃師魏家寨。次子鐵福書則避難逃亡關外。兩邊各自發展繁衍，相繼有沈陽鐵氏、偃師鐵氏、南陽鐵氏等多條支脈，皆以偃師鐵氏祠堂為祖祠。
鐵鉉本人被捕之後，遭遇磔刑而死。坊間有油炸不屈、麵北站立而死等傳說，多荒誕不經，但鐵鉉死狀頗慘，確係史實無疑。因為他是對抗朱棣而死，所以在官方一直無從正名。但民間早早就開始祭祀鐵公，偷偷修起了很多鐵公祠。比如在濟南有一座七忠祠，據說就是為紀念鐵鉉和其他六位濟南保衛戰死難者而修的祭祠；鄧州還有一座在南刁河畔的荒丘，相傳是鐵鉉之衣冠塚。
到了萬曆年間，皇帝下了詔旨《苗裔恤錄》，徹底為“靖安罪臣”們平反正名，鐵鉉亦在其列。至此距離鐵鉉死難，已過去了一百七十年。
蘇荊溪曆史上無其人，大率綜合了趙娥、王舜、申屠希光、唐傳奇裡的謝小娥、《兒女英雄傳》裡的何玉鳳、呂四娘，以及刺殺孫傳芳為父報仇的施劍翹等人，亦參考了一代女醫談允賢的生平。
氣質上最像的，應該是蒲鬆齡的一部短篇《俠女》裡的無名女主角。這位俠女一直打算要對仇人複仇，隻因老母還活著，暫時不能動手，但時常去仇人門口溜達，生怕因此淡忘。鄰居顧生對她們母女很是照顧，女子便跟他同房，但不肯結婚。後來她懷孕產下一子，扔給顧生撫養，獨自出門去砍下了仇人的頭顱，從此不知蹤影——該談戀愛談戀愛，該生孩子生孩子，生完了讓老公去帶，絕不會為這些事耽誤自己的事業，這樣的俠女是很具現代意義的。
蘇荊溪提供給朱瞻基的那個拔箭頭的解骨之法，來自《劉涓子鬼遺方》。這本書是晉代劉涓子所著，後來在南齊又被人重編過，是中國最早的一本外科專著。原有十卷，但到宋代隻剩五卷了。書中記錄最多的，是關於癰疽的辨證與治療，蘇荊溪毒殺朱卜花，或是從中得來的靈感。書中亦記載了金瘡外傷等傷的處置辦法，且多是在戰場上急救之用。蘇荊溪使用的解骨法，即從中得來。不過我本人沒試過，方子有效與否，權當家言吧……
梁興甫本是永樂年間的一位民間搏擊高手。《都公譚纂》記載了他的經曆，頗具傳奇色彩。他身材矮小，但膂力超絕。有一次梁興甫去南京，在城門與守軍發生衝突，一個人打得一群大兵沒有還手之力。指揮聽到這個戰績，把梁興甫請到堂下，當著一百多名軍中精銳打了一套拳，懾服了所有人。梁興甫往外走的時候，竟沒人敢攔。後來他跑到北京，看到兩個人對戰打得熱鬨，站在旁邊失笑。一人大怒，倚仗身材高大，抓起他說你想要摔到東邊還是西邊，梁興甫說隨便你。話音剛落，那人撲倒在地，梁興甫還穩穩站著。另外一人大驚，一把將他推到牆邊。誰知梁興甫輕輕一躍，就從他肩頭跳到背後，一巴掌將其打倒。這兩個人心悅誠服，都拜了他為老師。
梁興甫是個武癡，四處雲遊，想跟高手對決。在他老年之時，打聽到廣西有個和尚，外號“勒菩薩”，拳法無敵，兩人相約在吳地某個寺廟較量。勒菩薩和梁興甫跳到一個高約數丈的施食台上，周圍無數圍觀者。兩個人打得難解難分，最後梁興甫技高一籌，用腳踏傷了和尚的胸腔，但和尚重傷前的反擊，也打中了梁興甫。兩日之後，梁興甫因內傷太重而死，三日之後，和尚也死了。
周德文亦有其人，隻是不見諸正史，隻在徽州文書裡留下了一點點行跡。
朱棣建起北京城後，從南方強行遷移一批富戶過來。永樂元年八月，績溪縣的一戶周姓人家被認定為富戶，戶主周世傑被迫北上。永樂七年，朝廷再一次抽調江南兩千戶人徙北。這時周世傑已去世，周家的麻煩卻未免除，最後隻得讓周世傑的第三個兒子周德文應役。
這一次遷徙，是“連當房家小，赴部聽撥應用施行”，等於周德文全家老小都搬過來了，基本上斷絕了回鄉的可能。這些富戶被安排在宛平、大興兩縣，充任廂長，負責催辦錢糧、勾攝公事，同時還要支援新京城的建設。
周德文的具體工作，是協助朝廷采買、押運各種材料。根據《梁安城西周氏宗譜》的記載：“（周德文）東走浙，西走蜀，南走湘、閩，舟車無暇日，積貯無餘留，一惟京師空虛、百職四民不得其所是憂，勞費不計。凡五六過門，妻孥不遑顧。”
這份工作極為辛苦。周德文因為太過勞碌，最終感染寒疾，病死於宛平縣德勝關。
這些小人物不會出現在正史之中。好在周德文是徽州府出身，而徽州人喜歡做記錄，這才把他的行跡留存下來。
哦，對了，周德文之所以如此勞累，很有可能與阮安有莫大的關係。
阮安，字阿留，是交趾人。永樂年間，張輔平定安南之後，發現這個孩子長得秀氣，頭腦也不錯，便把他帶回京城，留做宦官。
沒想到阮安這個人，是個工科奇才，很快就把興趣轉移到營建上來。他的天賦高到什麼程度呢？連圖紙都不用看，隻要實地用肉眼勘測一下，尺寸方位就都算出來了。工部官員隻要按照他給的數據，直接執行，絕不會出錯。
在修建北京城以及疏浚漕河的一些大工程中，阮安都有所參與。史料記載“自永樂中已遣太監阮安營北京城池、宮殿、諸司府廨，工部特奉行而已”，給阮安的權限大得驚人。
不過阮安那會兒年紀還小，未受重用。到了正統年間，他終於有了大展拳腳的機會。
當時的北京城，還不是後世我們所熟悉的那個格局。在故事發生的時間節點，北京隻有紫禁城、皇城與外城，正陽門以南的廣大區域（今所謂南城）還沒包括進來。要一直到嘉靖年間，才將這個區域全部囊括進城區範圍。而且外城城牆多為夯土結構，九門之上也缺少城樓、甕城和箭樓。
正統皇帝雄心勃勃，打算對北京城進行一次大規模擴建，包括把城牆用磚頭包砌、開挖太液池南海、建起九門城樓，還有更重要的，要在九門設置九道水閘，疏浚通濟河以解決京城水災問題。
本來這項工程該是工部侍郎蔡信主持，蔡信苦著臉說必須征調十八萬民夫，以及相當的材料費，否則這事辦不了。正統皇帝又找來阮安，阮安說一萬人夠了，材料費一分不用花。
他直接征調了一萬多京營士兵，沒有驚擾民間，而且使用的材料，還是永樂、洪熙、宣德三朝在庫房裡寄存的材料，無須額外從外地征調運輸。在阮安天才般的統籌之下，這一係列大工程多快好省地完成了。
此後他被連續委以重任，包括三大殿的重建、諸部公廨的重建、漕河疏浚、河流治理等等，簡直就是大明朝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甚至到了晚年，他還被派去治理張秋河，並死在了工地現場。
時人對阮安的評價極高：“清介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語諸役，一受成算而已。後為治張秋河道卒。”更難得的是，阮安隻對工程本身有興趣，對錢財毫無興趣。皇帝給他的賞賜，他都還回去了。在阮安死後，行李裡連十兩銀子都沒有，作為多個工程的經手人，如此廉潔，實屬罕見。
《孤樹裒談》裡還記錄了關於他的一則小八卦：宣德臨死之際，有個叫阮安留的宦官隨侍在身邊，他說皇帝崩時“膚肌燥裂猶燔魚，以烈劑”。這個“阮安留”即是“阮阿留”，正是阮安的小名。說明在宣德一朝，他與皇帝是頗為親近的。
說到阮安修建九門九閘，還有一件事必須跟大家講講。
裡描寫了京城大雨成災，紫禁城外洪水滾滾，主角駕棺漂浮而出。這個橋段雖是杜撰，但也絕非憑空得來。
水災一直是明代北京城最為頭疼的麻煩。雖然京城身處燕北乾燥之地，可一旦下起暴雨來，勢頭絲毫不弱於南方。每年從五月底到八月底，京城都會麵臨暴雨成災的窘境，動輒水淹盈尺，把半個城區都泡在水裡。明代相關的文獻中，隔三岔五就能看到“都城摧塌者，幾百餘丈；室廬垣牆寢圮，動以萬計”“雨水霖霪，動經半月，傾頹牆屋”之類的描寫。
李時勉特彆介紹過京城的氣候規律：“今歲正月不雨，至於四月。四月凡三得雨，雖未厭足，然人皆喜。五月朔日始大雨，朝野相慶。自是淋淫不絕，晴無連三日者。有時雨驟，至溝渠泛溢，街巷水沒焉，牆屋頹毀相望。”
比如在永樂四年八月，北京遭遇水災：“壞北京城五千三百二十丈，天棚、門樓、鋪台十一所。”居然把城牆泡塌了五千多丈，這個破壞效果實在驚人。再比如正統四年五月：“大雨驟降，自昏達旦。城中溝渠，未及疏浚。城外隍池，新甃狹窄，視舊減半，又作新橋閘，次第壅遏，水無所泄。”這次災害，足足衝毀了官舍與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區，溺死男女二十一人。
成化六年與十三年，爆發了兩次京城水災，受災人數都在兩千戶以上，這可是京城裡的居民。弘治二年七月，出現了一場“數十年來水患，未有甚於此日者也”的大災，受災人數更是駭人。
這些水災，大到什麼程度呢？
嘉靖二十五年曾經有過一次水災，洪水淹沒了承天門（今**）外的諸部衙署。其中刑部的監獄地處低窪，率先被淹沒。當時牢房裡有一千多個犯人，眼看就要被淹死。管監獄的主事徐學詩當機立斷，打開監獄，號召犯人們自救，趕緊轉移到附近比較高的地方，比如城隍廟。實在來不及轉移的，就自己拆屋子搭高柵，爬到上頭去。這些犯人又冷又餓，徐學詩選拔了幾個遊泳健將，遊出去買餅買薑，再設法送回來。三天以後水退了，刑部領導一看，一個沒死，都大為讚歎——堂堂京師刑部大獄，竟能演出荒島求生的戲碼。
萬曆三十二年七月，也爆發了一場水災，被淹沒的是錦衣衛大牢。可惜這次沒有徐學詩這樣的人了，囚犯儘皆溺亡。事後沈一貫去視察現場，震驚無比：“今年雨多，即牆外大路設有溝渠，亦皆渰沒，況此監中如同壑底，何能待其暗消？人多地窄，氣蒸臭穢，不論有罪、無罪，死生難保，情實可憐！”
這一次洪災極為可怕，工部統計下來，光是奏報坍塌者就有三百丈，又經過十日連雨，內城坍塌七百七十七丈餘，外城亦有三百三十丈餘，幾乎可以說是傾城了。老百姓們不得不爬到高處，扛著鍋煮飯，不少人甚至因此餓死在自家屋頂。
萬曆三十九年夏天，首輔葉向高本來早上起來，準備上班去，結果看看外麵，給皇上寫了一封《水災揭》:“連日大雨不歇，滿城皆水。昨早臣五鼓而起，方擬趨朝候領誥命，而自臣所居，至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徒步皆不得施。無可奈何，隻於私宅叩首，仍另行報名，躬謝天恩。”——今天雨實在太大了，從我住的地方到辦公室的路全淹了，五六尺深的水，騎馬走路都沒轍。我實在趕不過去打卡上班，跟領導你說一聲。
堂堂一國總理，辦公室都沒法去了，竟然會窘迫到這地步。可見京城的雨災有多麼誇張。除了紫禁城內不曾遭災，其他地方概莫能外。
著名劇作家湯顯祖寫過一首《乙巳都城大水》，單表京城洪水之盛：“閣道行船悲未央，河魚東下海洋洋。都拋大內金錢賑，不用人間紅帖糧。”——“閣道行船”，是說長安街上都能開船了，可見洪水之深，規模之巨。
關於城裡行船的描寫，於若瀛的《愁雨篇》更為傳神：
天雨夏日逢甲子，占者皆言舟入市。
今年閏月甲子雨，蕭蕭浹月愁人耳。
豈期連日雨翻盆，恍惚若有蛟龍奔。
中宵如注不暫歇，窗風撲燈燈為昏。
地軸摧陷天逾黑，長安一夜成水國。
室廬半塌哭聲吞，沉灶鳴蛙安得食。
鬼神一怒不肯休，七月六日雨益急。
震反撼屋屋瓦響，攜燈照階階水長。
平明啟戶不能出，都城內外皆施槳。
事實上，《宣宗實錄》裡有過明確記載。在洪熙元年七月，也就是本書故事發生後的一個月，京城恰好遭遇了一場暴雨洪災，會同館堂屋與牆垣因此損毀，連齊化、正陽、順承等門城垣也出現坍塌。一直到了九月份，工部還在抱怨說：“北京城垣東西北三間麵有傾頹，城樓、更鋪亦多摧敝。請本部具材，行後府發軍修治。”因為損毀得太過嚴重，宣德皇帝又把精力放在了陵寢修建上，隻得宣布來年春暖後再來管這一攤事。
所以主角吳定緣在洪熙元年六月初趕上一場京城大雨，讓他在紫禁城前、長安街頭駕棺行舟，不算誇張。
最後再簡單說說遷都和漕運。
洪熙皇帝一直想遷都回南京，而且在遺詔裡明確表示：“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向仰鹹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國子民宜從眾誌。”宣德繼承皇位之後，也有過這樣的打算，但最終並未付諸實現。他統治期間，唯一的表示就是讓北京六部繼續維持“行在”的稱呼，表明留在北京是暫時的，我遲早是要回南京的。
但為什麼他沒積極推動這件事呢？理由很簡單，還是地震。
洪熙元年上半年南京震了三十次，這僅僅隻是個開始。宣德在洪熙元年六月登基，隨後南京城又地震了九次。接下來從宣德元年到宣德八年，又一口氣震了三十五次。這麼算下來的話，洪熙加宣德，爺倆在位期間南京一共地震了七十四次，南京簡直像是開了震動擋一樣。
如果這還不足以震懾讀者的話，咱們可以縱向比較一下。有明一代，除去洪、宣之外，趕上南京地震最多的是弘治，十三次，其次是成化，五次，再次是永樂，四次，其他皇帝不過零星兩三次。他們綁到一塊，都不及洪熙、宣德父子倆。看來老天爺是真心不樂意啊。
在這種情況之下，就算宣德想遷都，也真心遷不動。朝裡還有一堆彆的事，隻好先緩緩。這一緩，緩到後麵的正統、景泰、成化幾位皇帝在位，他們都是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對南京毫無感情，遷都這事自然也就徹底作罷。
遷都不成，漕運自然也得維持。於是京杭大運河得以保留運轉，忠誠地為大明王朝服務到了最後一刻。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