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這樣的背景，徐鐵成對令其他軍政大佬膽寒的情報處處長段逸農不買賬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不過呢，徐鐵成對情報處、對段逸農不買賬，卻並不是恃寵而驕，而是起源於他與段逸農之間的一段公案。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也就是1933年6月，在徐鐵成還在領袖常校長身邊擔任侍從室侍衛長的時候，段逸農征得領袖常校長同意，在侍從室下麵成立了一個偵察班、一個警衛班，每個班都是15個人，30人均由情報處抽調，專事“護衛領袖安全”的工作。
段逸農搞的偵察、警衛兩個班，用現在的話說，屬於“雙重領導”，在業務上，服從於侍衛長徐鐵成的指揮。但在編製上，人員仍隸屬於情報處，工資也從情報處領，隻是從侍從室領點津貼、補助、服裝費什麼的，基本上相當於段逸農給侍從室義務打工。
但是在段逸農來說，當然不會乾賠本的買賣，之所以這樣做，第一，保衛領袖常校長的安全，本就是情報處處的職責；第二，侍從室位置重要，在常校長身邊安上自己的人，隨時報告消息，心裡踏實。
因此，段逸農不但白乾活，而且精英儘出，派去的基本都是黃埔軍校的同學和“浙警”正科畢業、又經杭訓班訓練出來的精銳，也就是林江北的師兄了。
與此同時，段逸農征得徐鐵成的同意，還從特務處推薦了三個軍校同學作為正式的“侍衛官”。這三個侍衛官與偵察班、警衛班一起，成了常校長內外圍都有警衛的生力軍，這樣段逸農不但達成了護衛常校長的夙願，又有忠貞又為的乾部，日夜隨侍保護常校長之安全。”
這樣一來，段逸農是合適了，但從派過去那些偵察班和警衛班的人員的角度看，就十分委屈。
侍從室是一個很大的機構，負責的工作很多，其中專事安全的這一部分人，就叫做“侍衛官”。由於偵察班和警衛班是在侍從室的“體製外”運行的，因此在侍從室的花名冊當中沒有這些人，也就沒有“侍衛官”的名義，更談不上軍銜、職務等等。薪酬也不一樣，正式的侍衛官，工資比偵察班和警衛班的人員多兩倍。
人事管理是有其規律的，無論什麼時代，任何一個單位，如果其內部的人員身份和待遇不同，時間長了，都會出問題。何況是“護衛領袖”這麼大的事，大家承擔的責任是一樣的，身份卻不同，待遇也不同，工資收入還差了一大塊，擱誰也得有想法。
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偵察班和警衛班等人給徐鐵成留下的印象不錯，於是徐鐵成打算把這批乾部據為己有。同時，應該說這也是解決“體製”不順的一種措施。
經徐鐵成與侍從室的德國顧問司脫乃斯商議，拿出了一份“收編”計劃：
第一，在體製上，把偵查、警衛兩個班全部納入侍從室的正式編製，等於是說這30個人從此跟情報處沒有關係了；
第二，在待遇上，兩個班的人員一律授以軍銜，其中，偵查班的全體人員，不論軍校還是警校畢業，也不論期彆、年功，一律授以上尉軍銜，稱“侍衛官”；警衛班人員，由於承擔的任務相對比較單一，則授予少尉軍銜，稱為“特務員”。
事先，徐鐵成給段逸農發電告知此事，隻要他同意，即可“呈報常委員長核辦”。
對於偵察、警衛兩個班的成員來說，這份“收編”計劃一旦實現，他們就可以“搖身一變”，以“國民革命軍”軍官的麵目出現，當然好了。可是說這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大好事。
可是誰曾想正在這個當口上，段逸農安排在偵察班書記做出了一件誰也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密報段逸農，稱：“偵、警兩班是處座苦心訓練的精華，如被他人吸收，將對團體影響甚大，請考慮婉拒之。”
段逸農聽了覺得有道理，於是“電覆宣侍衛長予以婉拒”。
徐鐵成本是好意，想讓這些特務上上檔次，結果偵察班的書記這樣一來，這點“意思”全變成了“不好意思”，心想段逸農的手下，一個個的怎麼都這樣不識抬舉，給臉不要臉，心中的惱怒可想而知。
偏巧此時，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不愉快的事，段逸農保薦的兩名侍衛官“因看不慣侍衛室同仁的所作所為”，給領袖常校長寫了一封告狀信，結果這封告狀信落到了徐鐵成的手中。
兩件事合在一塊，徐鐵成大怒，當即把段逸農找來大發脾氣。
段逸農身為情報處處長雖然深得常校長的信任，但是在被常校長當成親子侄看待徐鐵成麵前卻不夠看，加上徐鐵成又是黃埔一期出身，算起來是段逸農的軍校學長，因此說話毫不客氣：“我提拔你的人，你不肯；你推薦進來的人又專打小報告，原來你的人不是來護衛領袖，而是來打我們小報告的。”
最後的結果段逸農不但不得灰溜溜的把他推薦過去的三名擔任侍衛官的軍校同學調走，而且還和徐鐵成結下了梁子。
把這段公案講述完畢之後，杜成虎長長地歎了一口氣，“江北，你說我們現在要去動徐鐵成最信任的心腹鄧興農，徐鐵成會不會配合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