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陽十一年，應該是洪濤登基之後收獲最豐的年份。經過十二年的不輟耕耘，大明從內到外都發生了重大改變，且進入了收獲期。
在朝堂上，景陽皇帝的權力占據了絕對優勢，已經無人能左右。用翰林院侍讀的話講，基本快與成祖齊平，略遜於太祖。
在外部形勢上也處於一百多年來最強盛的時期。通過戰爭和互榷的方式，穩定了北方與蒙古各部以及遼東女真的關係，雖然還遠遠談不上和平相處，短時間內也看不到太大的戰爭威脅了。
另一個大收獲則來自海上，安南、呂宋兩地先後重返大明控製範圍之內，不光保護了海上貿易航線，增加了貿易份額，還連帶著威懾了朝鮮和日本，穩定了沿海地區的局麵。
最顯眼也是最和大明百姓息息相關的還是經濟，通過近十年的推廣新政已經徹底在廣東、福建和廣西東南部落地生根，並逐漸向臨近州縣蔓延。
直隸和山東的新政則推廣神速，遇到的阻力不及當初的十分之一，基本沒有官僚士紳再公開反對了。一方麵是被之前的幾次失敗嚇破了膽，另一方麵也讓拔地而起的工廠轉移了注意力。
支持也好、反對也罷，說到底還是一個詞兒，利益。保守的官僚士紳利益雖然在新政推廣實施當中受到了極大損失，卻不是一無所得。
通過投資各類工廠和開墾荒地種植新作物，同樣也能獲得極大的收入。就像廣東和福建的官僚士紳那樣，最開始堅決反對新政的是他們，現在拚命支持新政的也是他們。
做為擁有大量資金的群體，反而是最容易在新政中獲利的群體，隻要思想轉變的快一點，獲得的會比失去的更多，何樂而不為呢。
除了經濟上的直接收入，新政還帶來了幾種不太明顯的改變，比如說交通。以往溝通南北、唯一能進行大宗貨物運輸的運河，現在的貨物承載量已經不足四成，剩餘的全部由海運承接。
有了新式帆船的加入，海運不光速度快、成本低，安全性也有了長足進步，完美的替代了漕運。交通方式的改變和進步，進而又增加了不少商機。
把北方盛產的煤鐵、機械產品用海船運往南方，再裝滿南方的糧食、水果、木料、紡織品北上，成了最熱門也最賺錢的新型行業。
據說皇帝正在海運衙門裡籌措一個新部門，是用來專門運送旅客的。以後大明人再想南來北往，就不用局限於內陸驛道和河流了，可以選擇乘坐大海船。
從廣州到大沽口，快則一旬慢則兩旬。與以往的數月相比，這速度簡直是太刺激了，想想就忍不住期望，由此帶來的商機更是數不勝數。
還有一個大變化已經落到了實處，受到的議論也最多，景陽皇帝仿效秦始皇，對度量衡再次做出了硬性規定，頒布了新的計量單位。
當年秦始皇費勁力氣統一了度量衡，結果到了明朝居然發生了倒退，尤其以貨幣最明顯。各種各樣的銅錢，有官造的、私鑄的，重量不同成色不一幣值混亂，使用起來極其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