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東海大學這邊的全部手續之後，周軒馬不停蹄趕往金都，在短短兩天之內，跟中央科大方麵做了交接。
截止到周三，一切法律程序、合同簽約、資金預付，都飛速到位。
個中過程無須贅述。一言以蔽之，行政層麵的事兒從此不用再操心，剩下都是科學家們的活兒。
丁院長也很勤勉，手續辦完後第二天，就立刻召開了一個項目會議，把本院幾個涉事的骨乾招來交代一番。
本來麼，300萬美元的科研項目，放到中央科大物科院，也隻能算是中等略偏下的項目。院長就算不親自過問、直接交給下麵的人，也沒什麼問題。
物科院每年的科研經費有幾十億人民幣，折算成美金三四億。
顧玩拉來的這個臨時項目，從資金規模上來說，隻占全院全年科研經費的百分之一，所以也就隻能占用兩三個教授、研究員團隊，三個月的時間。
為了這事兒，丁院長找來了本院下屬的原子控製研究所的負責人，孫明宇孫主任，以及其他幾名骨乾。
“孫主任，這次的項目，雖然規模不大，但至少是一個切入點。是讓我們原子控製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能夠商業化變現的一次重要嘗試。所以你要重視起來，好好調集資源全麵配合。”
孫主任大約50歲年紀，作為學院下屬的研究所主任，職稱級彆大致就相當於大學裡某些專業的係主任。
他跟丁院長並沒有師承關係，所以倒也不用太給丁院長麵子。
所以孫明宇當即提出了自己的難處：“院長，我看了這個項目資方那邊發來的研究路線要求。他們這是乾涉學術自由呀——區區幾個資本家，搞金融投機的，他們懂個屁的原子物理？憑什麼要求我們優先嘗試‘原子熒光柱-被動式激發態探測器’這條技術路線？”
丁院長語重心長地幫忙勸說：“小孫！這是為了趕進度的需要，我們要在三個多月的時間裡，就拿出成果送到試產的，否則趕不上GPS二號測試星的係統整合、發射升空了。這種情況下，資方提出點趕進度的要求，不過分吧？”
孫主任撇撇嘴：“如果是為了趕進度，萬無一失的辦法是多拿兩份錢過來，我們多調集精兵強將，兩條技術路線齊頭並進，最後哪條做出來就算哪條，不好嗎？
院長，您也該為我們爭取，為科學據理力爭。當年奧本海默搞原子彈，不就是‘用金錢換時間’的嘛？羅斯福總統要求加快進度，那曼哈頓計劃就四線並進試錯，最後哪條技術路線成功了就用哪個嘛。”
必須說明一句，孫明宇說的例子，都是真的。
半個世紀前，大洋國人搞“曼哈頓計劃”的時候，如果允許多拖幾年，權威估計可以節約四分之三的科研預算。因為當時被戰爭逼迫，不得不不計成本，基本上是論證都沒完成，就開四倍規模的線直接試錯，花錢如流水。
按照孫明宇的要求，你要趕時間，那就至少拿個400多萬美元來，咱多配資源也能做。
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顧玩就是要省錢，他隻想給風雲基金報價300萬、自己實際隻花200萬就把事兒辦了。
他就是想玩報答案直接驗證的掛逼路線，其他錯誤路線不用去試錯了，就算試錯，也彆拿老子的錢試錯。
嚴不嚴謹再說，關鍵是先為自己撈到第一桶金。
丁院長聽了孫明宇很科學嚴謹的說辭，也不好正麵反駁，隻能說：“我看協議上也說了，如果走資方規定的技術路線，到時候被發現技術路線錯誤導致無法得到成果，資方會承擔責任的，所以你就彆擔心了。”
孫明宇：“那我不能拿我的學術聲望開玩笑，到時候花了錢做不出來東西，就算人家不追究，也隻是經濟責任不用負了，可圈內丟人的事兒，資本家能幫我扛麼？丟的還不是我的臉？
院長，這樣吧，要是您非要堅持，這事兒你直接找石主任負責，您越過我直接指揮他就好了，這事兒我就當不經手。”
他提到的石主任，是研究所的副主任，四十來歲年紀，MIT畢業後學成歸國的。
另外，石副主任當年在MIT讀研的時候，導師正是丁院長，所以是有直接師承的，丁院長指揮起來也容易些。
丁院長歎道：“孫主任呐……既然你想撇清，不看好，那就算了吧，我直接跟小石說。其實，我覺得你應該對那個顧玩的技術路線眼光，更加信任一些的。連我都信任他了，你有什麼好怕的？”
“學術獨立不是論資排輩，您信任跟我信不信任沒有相關性。”孫明宇丟下這句話就走了。
丁院長也沒為難他，搞物理的嘛，情商有時候不太重要。
純粹的技術路線之爭，還是可以容忍的，畢竟對事不對人。
一番折騰之後，風雲基金通過顧玩那家新的空殼公司轉包過來的項目，總算在科大物科院落地、並組成了項目組。
最終的總負責人，是原子控製研究所的石景謙石副主任，下麵還帶了一個教授、一個研究員、兩個副研究員、三個助理研究員、若乾在讀研究生。
在大學裡，教授和研究員是平級職稱，隻不過研究員是專職研究、不承擔教學任務。
副研究員相當於副教授，但助理研究員可要比助教高級，應該對標講師。
不服資方要求的技術路線安排的刺頭，到這一步算是剔除出去了，留下的人，至少都是願意跟著這條路線乾的。
不得不承認，這也是資本主導帶來的一大便利——如果今天不是顧玩讓投資方出錢，而是拿了國家的公費科研經費，那光是技術路線論證就能吵翻天，最後說不定還誰都不敢做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