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肉燦跟同鄉們常年走街竄巷賣豬肉，是個性子外向的人，大家又都是年輕人，韓春雷很快就和他聊到了一塊兒去。
聽豬肉燦講，他是三年前和他姐鄭保紅來的深圳，當然那會兒的深圳還沒設市，沒有深圳這個叫法，當時叫寶安縣。他們姐弟倆來深圳最初的原因，是尋找他姐夫，鄭保紅的丈夫蘇大河。
他姐夫蘇大河比他倆早來寶安四年，也就是七年前，一九七二年。
據豬肉燦說，他姐夫蘇大河原是湖北省城的，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支援農村建設插隊到了他們村，分到了他和他姐這個生產隊。後來蘇大河跟他姐鄭保紅好上了。在當時，知識青年和當地農村青年結合，那可是大事，據他講，還是他們公社的書記親自來給他姐和蘇大河主持婚禮的。儘管生活條件艱苦，生活也很樸素，但在當時卻是在十裡八鄉轟動一時。
不過結婚沒多久，動蕩的浩劫席卷到了他們村，他姐夫蘇大河和其他幾個省城來的知青也被批鬥被打倒關進了牛棚。尤其是他姐夫蘇大河，還是這幫省城知青的主心骨，曾在喝醉酒的情況下，嚴重批判過“4人幫”這些年倒行逆施的行徑，後來被相互檢舉出來。所以他姐夫蘇大河被鬥得最狠，簡直就是三天公社一小鬥，五天拉到縣城一大鬥，連累了妻子鄭保紅不說，捎帶腳的，把鄭保燦談的一門對象都給攪黃了。
這把當時二十出頭的豬肉燦氣得夠嗆，差點沒跟他姐夫蘇大河劃清界限。鄭保紅這個當妻子真是沒得說，在這動蕩歲月不離不棄不說，更是屢次在批鬥大會上衝上台區保護自己的丈夫，無論小將們怎麼勸說，她始終和丈夫一條心，永不劃清界限。
在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肉體和精神上飽受折磨的蘇大河終於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趁夜逃跑。
他再也不想忍受折磨和摧殘，再也不想連累妻子和妻弟。
當晚他就把這個決定和鄭保紅說了。作為妻子的鄭保紅沒有反對，而是默默替丈夫收拾了幾件衣服和一點點全國糧票。她雖然沒有太多的文化，但是她也預感得到，在這樣批鬥下去，丈夫可能會忍受不住，做出她不敢想象的事情來。
趁夜送蘇大河偷跑出村口時，蘇大河緊抱著鄭保紅，讓她等她兩年，如果浩劫過去了，他就回來和她團聚，如果兩年後他沒音訊全無，那就改嫁，嫁個貧下中農吧。
蘇大河的出逃，對於鄭家村來說是個大事，但是對於他們縣城革委會而言，這算不上個啥大事，每年逃走的三反分子、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多了去，也不差他蘇大河一個人。
過了兩年，蘇大河沒有回來。不過鄭保紅也沒改嫁。
又等了兩年，這一年，動蕩的浩劫結束了。鄭保紅還是沒有等到蘇大河的音訊。村裡人紛紛勸鄭保紅改嫁，可鄭保紅卻做了一個決定，離開鄭家村，去尋找丈夫。
她不懂啥愛不愛的，她就知道嫁了蘇大河就是他的人，她和蘇大河從結婚到現在，都沒見過省城的公婆一麵呢。她要找到蘇大河，她要生要見人，死要見屍。
她回想起蘇大河臨行前跟她提過的行程，去廣東，到寶安縣，投奔他表姑夫。他還偷偷把表姑夫家的地址給了鄭保紅，說不到萬不得已，千萬彆來這個地址聯係他。
做出了決定，鄭保紅就收拾了東西，兌換了點全國糧票，鎖好了門窗，南下尋找丈夫。鄭保燦雖然心裡還忌恨姐夫蘇大河，但更放心不下姐姐一個人南下，於是跟著姐姐到了寶安。
姐弟倆按著蘇大河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寶安縣，找到了蘇大河的表姑夫家，跟湖貝村是一個公社。可是到了那裡才知道，蘇大河表姑夫一家人早在八年前就逃港了，而蘇大河是四年前離開湖北鄭家村的，這麼說來蘇大河
即便到了寶安縣，他姑父一家也是人去樓空。
那蘇大河去了哪裡呢？
會不會壓根兒就沒往南方走？
鄭保紅第一時間否定了這個念頭，他相信自己的丈夫不會騙自己的。她隻能像個瘋子一樣的，帶著鄭保燦在寶安縣滿世界打聽蘇大河，後來遇到了幾個湖北老鄉，說他們也是四年前來的寶安，依著鄭保紅的描述，的確是見過這麼一個操著湖北口音的小老鄉，說話文質彬彬的，可能就是蘇大河。但是他們也說後來就沒見著了，這個小老鄉可能也是那年跟著人潮逃港了。
要知道他們說的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是寶安縣曆史上逃港潮規模最大的一年。香港和寶安山水相連數百裡的海岸線上，數萬人鋌而走險，罔顧性命，泅渡蹈海逃往香港。淹死者、溺死者、凍死者不計其數。
數次的大規模逃港風潮，也為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決策之一——在深圳等沿海地區設立經濟特區做了血淋淋的鋪陳。
正所謂凡事都有因，所有重大而又偉大的決策，必定是經過血與火的錘煉和考驗。
同鄉們的話讓鄭保紅終於聽到了一絲絲希望的消息，但他們也不敢確定蘇大河是否真的逃港，當然也不敢確定蘇大河是否逃港成功，有沒有淹死或凍死在茫茫的海裡。
鄭保紅也不敢確定丈夫是否真的逃往了香港，也許丈夫還留在寶安縣一帶，在某個鄉下犄角旮旯的地方隱姓埋名呢？
但是有一點鄭保紅堅信，蘇大河還活著，她要等他，就在寶安縣等他。
這麼一等，又是三年。
這三年裡，她帶著弟弟鄭保燦打過短工，乾過黑活，硬生生把自己鍛造成了力氣不輸糙漢子的“湖貝村紅姐”。如今這個殺豬賣肉的生意，是他們姐弟跟其他幾個湖北老鄉合夥乾得，年初寶安設市改名深圳後，很多以前明令禁止的，不讓乾的事兒，現在都慢慢開禁了，這殺豬賣肉的生意雖然還是被國營肉聯廠的人舉報，但明顯抓得不是特彆嚴了，甚至有默許的意思。
所以從年初下來，他們這個殺豬賣肉的湖北老鄉小團夥，營生還是不錯的。久而久之，鄭保紅這個“紅姐”的名頭，在湖貝村一帶也響亮了起來，都知道有位湖北的女漢子殺得一手好豬，所以偶爾周圍幾個村子裡要殺豬什麼的，都會來湖貝村找鄭保紅。有這麼一位租客租在自己家，阿雄和他媽媽還是特彆歡迎的。
所以有時候，他們姐弟倆拿豬下水來抵房租，他們都無所謂。再說了，鄭保紅做事兒敞亮，每次拿豬下水抵房租，不是多給了一副豬肝就是多給了半幅豬肺，怎麼著都虧不著阿雄他們家。
……
……
豬肉燦講著他姐夫和他姐姐的故事，韓春雷聽得津津有味，這要放到以後都可以拍成一部電影了。
對於蘇大河的遭遇和命運，韓春雷心中五味雜陳，這在重生以前，他隻是偶爾在一些回憶錄上能看到，感覺倒也平常，無非是特殊時代的特殊命運。畢竟字麵上的感觸永不比親耳傾聽，而且當年那場浩劫裡，這樣遭遇的人，蘇大河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的一個。
但是現在現場親耳聽著，卻是另一番滋味，從蘇大河的命運，到自己在後世悠哉悠哉地翹腳死宅打遊戲，這個國家是經曆了多麼偉大的變革，才有自己那代人幸福安逸的盛世啊。
如果再遇蘇大河，韓春雷也許會說，未來之盛世，如你所願。
對於鄭保紅，對這個紅姐，無論是千裡尋夫，還是殺豬能手，韓春雷都由衷地豎起拇指稱讚道，“阿燦，紅姐真是一位奇女子！”
“那當然，”豬肉燦講得口乾舌燥，咕咚咕咚喝完了阿雄媽媽泡的涼茶，說道，“要不是嫁了我姐夫，我跟你說，我姐在我們那兒也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