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南方人，不習慣乾冷的北方。因為認識瀝川，我喜歡上了北京。畢業時候有去上海的機會——其實上海是我真正的老家——我都放棄了。
有時候，我甚至覺得整個北京都彌漫著瀝川的氣息。一彆多年，每當我路過一個星巴克，或者每當聞到熟悉的咖啡味，都會心頭忽亂，莫名緊張，以為會再次遇到瀝川。
現在，我即將離開溫州。因為看見了瀝川，我對溫州依依不舍。
René說，在瑞士小鎮的街頭散步，會有老人上來和你說話，聽不懂的語言，請人翻譯了才明白，老人隻是想和你握握手，並祝你度過愉快的一天。過十字路口，為讓一個不識路標的行人，汽車會猛然刹車，停在離你十尺的距離。在美國，同樣的情況，司機早就破口大罵了，而瑞士人卻會好脾氣地向你笑一笑，揮揮手，給你讓路。“Swiss people are freaky nice!”
除了瀝川，我唯一認得的瑞士人，就是網球名星羅傑·費德勒。我覺得瀝川的笑容和費德勒非常相似：很溫和，很善意，很謙遜，沒有狂喜的姿態，有一點點保留，有一點點羞澀。
中標當天的晚上，大家去了這個城市最豪華的酒樓慶賀。很多人都喝高了，René喝了半瓶五糧液，喝趴下的有包括張總在內的五六個。隻有瀝川，在霽川的嚴格監督下，滴酒沒沾。
除了服務員，我是這群男人當中唯一的女人，大家動不動就把我當秘書用。據說以前的朱碧瑄也是這樣。我得提前到場安排菜單，和經理談酒水的價格，包包裡揣著公司的支票。所以，雖然我也愛酒，在這種場合下發酒瘋是不合適的。我隻喝了一杯乾紅，非常節製。
吃完飯，喝趴下的人全被出租車送回了賓館。沒喝叭下的，留在KTV包房K歌。我可不想擠在一大群半醉的男人當中，給他們當免費三陪。於是說我有點犯困，擔心明天會暈機，想早點休息，和江總打了個招呼，溜之大吉。
我從洗手間出來，在門口碰見了瀝川。
“你回賓館嗎？”他問。
“……不回。”
“要不要叫輛出租車送你？”
“不用，我散步回去。”我穿著件羊毛短裙，裹著件很厚的披肩。溫州的冬天其實並不太冷。
我的眼睛依然是兩個核桃，一副一觸即發的樣子。
他沒有堅持。
酒店的門是那種金色的不繡鋼十字大轉門，推起來非常沉重。我悄悄地想，瀝川的腿不方便，走這種轉門會很吃力。
所以，走到門口時，我突然說：“等等，還有彆的門嗎？——我不喜歡走這種門。”
“Custrophobia （幽閉恐懼症）？”他轉身問我。
“不是……”
目光一個來回，他就猜到了我的用意，策杖徑直地走進門去。我尾隨而至，將轉門輕輕拉住，不讓它轉得太快。
他的行動在轉門中果然有些遲緩。不過，他很快就出來了，我也很快跟了出來。
走到露天的台階，他對我說：“以後，像這種情況，讓我走在前麵，行嗎？我是男士，門很重，理當由我來推門。”
鬱悶啊。
“不說是，女士優先嗎？”我反問一句。
“如果門已經轉動了，你可以先走。我來殿後。”
“不會吧，這都是哪個年代的規矩啊？”看他一本正經地囑咐我，我隻想笑。
“不是什麼規矩，隻是讓你更加方便，如此而已。”
“說到方便，我倒覺得，應當是行動方便的人照顧行動不方便的人。”頂嘴，翻白眼。
“謝謝提醒，我行動很方便。”不示弱，一句話塞死你。
說罷，他揮手叫出租。看見他坐進去，我也鑽了進去。
“不是說，要散步回去嗎？”他問。
“前麵有個關廟，一直想去看看。今天正好順路，你陪我去吧。”
他冷冷地坐著那兒，弄不懂我的意思，乾脆一路都不說話。
我對司機說：“勞駕，司機先生，關公廟前停一下。”
車開了不到十分鐘，關廟就到了。我和瀝川一起下車。
很小的廟，卻有很好的香火。門前一排大紅燈籠。當中立一丈許木人，手拿一杆大刀。麵如重棗，長髯飄拂，氣概威武，頭頂有四個大字：“義炳乾坤”。
齊膝高的門檻，瀝川進去的時候，很有些麻煩。他不得不用手將是假肢的那條腿抬起來，才能越過去。我們一起來到關公麵前。
我點了三柱香，對空搖拜，念念有詞，然後說：“瀝川，聽說過《三國演義》嗎？”
“聽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