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一切曾經和瀝川一起走過的地方：我們一起散步的公園、買菜的商場、喜歡去的咖啡館、電影院、餐廳、及圖書城。沒有他的影子。瀝川坐著輪椅，而且還有人推著，如果他真的在這些地方出現，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來臨。仍然沒有任何進展。瀝川也根本沒有回醫院。
我加滿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處。他的室友讓我查看了他的臥室。小穆很愛乾淨，臥室整整齊齊，生活非常節儉。室友說他挺能乾，就是家裡窮，高中沒畢業。他的家在陝西的一個偏遠農村、有一個妹妹務農。媽媽改嫁了。父親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顧著。巨大的醫藥費像個無底洞，壓得他喘不過氣。他很需要錢，馬不停蹄地工作著。
顯然，小穆也是有準備的。他的房間裡沒有留下任何通訊錄或地址，連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醫院上班，就再也沒回家。
出了小穆住處，我開車繼續在大街上轉。直到淩晨，回到醫院，發現江浩天、張慶輝、René和龔先生都在那裡等著我。
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搖了搖頭。
沒有新的消息，隻有更多的絕望。
龔先生說：“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醫院的急診室，沒有瀝川的下落。”
René苦笑：“瀝川如果決定離開醫院，就不會再進任何急診室了。”
上午十點，霽川到了。
他從羅馬趕過來，隻帶了一個隨身的小包，一臉的疲憊和憔悴。
霽川與瀝川相貌很相似，可從沒有像今天這麼相似過。以至於一眼看見他，一直保持鎮定的我立即淚流滿麵、痛哭失聲。
他過來擁抱我。在我耳邊輕輕地說：“小秋，彆放棄。就算傾其所有，我們也要找到瀝川！”
大家繼續商量。
霽川說，他打電話去銀行查了瀝川的信用卡和銀行卡。在離開醫院不久，瀝川在北京的幾個提款機裡取出了大量的現金。顯然他不想讓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費，很快就會被查出來。
雖然毫無線索，我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猜測和新一輪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尋找各種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無所獲。
回到醫院碰頭，人人麵色沉重。
就在這時，我忽然想起了一個人。
陳律師。
我不知道陳東村與瀝川是什麼關係，可是瀝川讓他經手自己的房產和支票，顯見是非常信任的。瀝川時時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錢給他，顯然，這個陳律師和他保持著相當穩定的聯係。我一直以為瀝川認識陳東村是因為他的事務所與CGP有業務關係，相信江浩天早已打電話問過他了。
當我問起江浩天是否打過電話時，他卻微微一愣，說他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也從來沒聽瀝川提起過。CGP和陳東村沒有任何業務關係。
我立即撥通了陳東村的手機。
“你好。”
“陳先生，我是謝小秋。”
“啊，小秋，怎麼樣？好久不見。”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愉悅。
“是這樣，您最近和瀝川有聯係嗎？”
“有啊，昨天他還給我打過電話呢。”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他給你打過電話？”
“是啊。我一直以為他在瑞士，想不到他在北京。”
“打電話找你什麼事？”
“他讓我幫他訂一趟商務專機。”
“商務專機？去哪裡？”
“他說有個緊急的業務，要在一兩個小時之內趕去昆明。”
“你……你幫他辦了？”
“不是很好辦，不過，我有個朋友專乾這個的，瀝川又出了很好的價錢，所以很快就談妥了。支票都是從我這兒出的。怎麼，出什麼事了嗎？”
“瀝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搶救過一次，幾乎病危。他昨天從醫院失蹤了。”
“我的天！他不會是……”
“請你告訴我你那位朋友的電話。我要向他打聽瀝川的下落。”
從話筒裡聽到我的問答，大家的臉上均現喜色。
陳東村立即告訴了我他的朋友老蔡的手機。打電話去問時，那位蔡先生說，瀝川和小穆的確是坐商務包機去了昆明。瀝川看上去病得不輕，在飛機上一個字也沒說，什麼也沒吃。一切交接均由小穆代理。他們下了飛機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霽川奪過話筒問道：“老蔡，你的包機能馬上再去一趟昆明嗎？價錢你說了算。”
早上七點，我們一行人到了昆明。
已是立秋天氣，初晨的薄霧中帶著一絲寒氣。
昆明雖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萬人口。
霽川和René則更加茫然。他們從沒來過昆明。在機場他們雙雙問我：“小秋，你說，瀝川會去哪裡？”
我想了想，說：“個舊。”
瀝川是個浪漫的人，曾多次問起我的家鄉，問起我小時候的生活。他說，他來過個舊，去過我的高中，從我家門口路過，可惜沒有機會拜訪我的家、認識我的父親和弟弟。為此，他特地複製了很多張我小時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影。
我想，如果他還有什麼未了的心願，也許就是這個吧。
昆明距個舊有318公裡。我們租了一輛小巴，走石林高速公路轉326國防公路，三個半小時到達個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