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後六個月，瀝川的健康狀況漸趨穩定，開始恢複工作。我們仍然住在昆明，瀝川每周會有兩天飛往北京打理CGP的業務。但他的大多數設計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我所屬的翻譯公司業務也很繁忙，筆譯減少了，口譯的任務卻加重了，我亦頻頻出差。
結婚後，同事們都以為我會放棄工作做個全職太太，我一向做不慣閒人，瀝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選擇。
那年七月，瀝川應邀去意大利西西裡島參加一個建築界的年會。在此之前他先趕往瑞士完成了一個商業中心的設計案。我則因為公司接了一個政府旅遊團無法抽身，我們於是整整相彆了兩個月。旅遊團的任務剛一結束，我便請了兩個月的長假回瑞士。彼時瀝川已交完圖紙在西西裡開會，他在吩咐他父親的司機費恩來機場接我，讓我家中等待四天，他開完會立即飛回來相聚。其實他很想偷溜，可是他的報告偏偏安排在最後一天，而且幾位難得一見的合作夥伴聽說他“出山”了，紛紛請他吃飯，他實在無法抽身。
蘇黎世機場沒什麼大的變化。
飛機準點到達。為了避免等行李，我隻帶了一個最小尺寸的行李箱，裡麵裝著我的手提、未完成的譯稿和幾本剛剛上市用來打發時間的。家裡什麼都有，我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拿。
過關順利，我在出口處黑壓壓的人群中尋找費恩，沒看見他。眼前站著清一色的瑞士人，我有點記不得費恩的長相。
驀然間，我卻發現了一張中國人的臉。
那眸子本來是漠然的，一見到我，笑意便如一杯水滿滿地漾出來。
居然是瀝川！
我驚訝地飛奔過去，撲到他身上。
他將我用力一摟，在我額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上上下下地打量：“是什麼旅遊團啊？曬得這麼黑？”
“不能用黑這個詞，得用麥色。”
“好吧，曬得這麼麥。”
“王先生，麥不能做形容詞——”我打趣。
他穿著一套純黑色的西裝，係著一條細細的銀灰色領帶，頭發梳得一絲不亂。大約是開會的緣故，他穿著假肢，隻拿了一隻手杖。
不是說抽不了身嗎，他居然早我一天趕回蘇黎世。
“會開完了？”我問。
“沒呢，我溜出來接你。跟我去西西裡好不好？”他拉住我的手，“賓館樓下有很大的遊戲機室，你可以天天打遊戲。得空我帶你去看火山——活火山，還冒著煙呢。”
他像個小孩子那樣央求我，我看著他連連苦笑。
瀝川是個實實在在的工作狂，一旦接了活就開始日夜顛倒、飲食混亂，忙起來的時候隻記得不停地吃一種東西：吞拿魚三明治。有我監督的時候他的作息還算正常，我會勸他不要太熬夜。這兩個月我不在身邊，他果然瘦了一圈。
瀝川知道我不喜歡陌生的環境，尤其是會議、晚宴這類正式的社交場合。我對他在歐洲的工作一無所知，隻看過一些他設計的建築圖片。CGP的總部就在蘇黎世，結婚後瀝川一直沒上班，我隻陪他參加過一次公司的年終晚宴。許多人操著蹩腳的英文和我聊天，我像隻尾巴那樣緊緊地跟著瀝川，應酬幾句便疲於應付，瀝川常常主動將話題接過去。
我歎了一口氣：“不用特意來接我，給我買張票我轉個機不就成了？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比你早到三十分鐘。”他微笑，“正趕上接你，早上的會我溜掉了。”
瀝川的作風相當德國派，是非常有計劃的人。大病一場之後變得容易改主意了，偶爾會心血來潮地做一些沒頭腦的事兒。他這一趟一定趕得很急，差不多是爭分奪秒的。我腦子一悶，想起以前他說過自己過海關的一些事兒。殘疾人安檢特彆麻煩，特彆是911以後的美國。儘管攜帶了各種證件瀝川仍被要求和所有的男人一樣，脫下鞋子檢查。對高位截肢的人來說脫鞋是特彆艱難的動作。臉皮薄的瀝川每次講到這裡都要抱怨：“This is so embarrassing。（窘死我啦。）”穿假肢過金屬探測器必然會響成一片，遇到格外多疑的安檢員他還被請入單間脫衣檢查。經常旅行的瀝川已習慣了這些程序，大多數機場人員相當和善，極個彆人懷疑假肢裡藏有炸彈他亦表示理解。這年頭人肉都可以當炸彈，何況是假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