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局長李天用所提出來的這個問題，也確實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不過，程勇還是一貫的堅持自己的主張，道：“現在，農民的負擔多重？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咱們胡台鎮的經濟發展起來了，可也僅僅是城鎮上的居民富足了，鄉下的村民們，他們的收入依舊少得可憐。”
“你們知道現在的米價嗎？一塊到五塊錢每斤不等，你們知道一畝地的糧食產量嗎？六百斤到一千斤不等，刨去農藥化肥和種子、人工的成本，農民一畝地一年能掙一千五百塊錢，就算不錯的了。”
“而合作醫療的費用，一年一人接近四百塊錢，明年又要漲了，大概是四百一十塊錢了，一家六口人，爺奶父母姐弟，四六二十四，光是繳納合作醫療的費用，三畝地一年白乾！”
“咱們南豐縣胡台鎮的戶均耕地麵積，才多少畝？三畝地可不是一個小數目，都接近一個普通家庭四分之一的年收入了。”
“而我們公務員等體製內的人員，隻要從最高檔的社保參保金額，降低到最低檔的社保參保金額，就可以實現咱們南豐縣所有的農民們免交合作醫療，一千多塊錢，六百多是國家繳的，剩下的四百多，咱們公務員們從自己的社保裡節約出來。”
眾人沉默不語。
誰也不敢在此時發聲。
程勇的這個提議，理論上很好，也似乎具備可行性。
從最高檔的社保變到最低檔的社保，這中間最起碼節約了一千塊錢，一個公務員一個月，最起碼能夠帶動兩個農民一年的免交農村合作醫療，一個公務員一年能幫扶到至少二十四個人。
南豐縣的全體公務員，全體國企分支、央企分支等體製內的人，把這些人的數量乘以二十四，足以覆蓋到全部的農民，還綽綽有餘。
“我不同意！”楊樹成舉手，帶頭表示了明確的拒絕之意。
楊樹成說道：“國家給我們的社保，那是國家的決定，不是我們這些縣級的乾部，想怎麼樣就能怎麼樣的。”
程勇立馬回懟道：“雖說國家給了我們這樣的優惠政策，但我們也可以主動向上級打申請啊。”
“楊縣長，陳書記，如果你們都同意的話，結束了這一次的聚餐後，我就打電話聯係市委書記黃百川，讓他去促成此事。”
“我覺得，這完全可行啊！難道，體製內的人的數量乘以二十四，還不能覆蓋所有的農民嗎？我不信！”
“再者，農民為咱們華夏做出了多大的貢獻啊。”
“前些年的時候，咱們這些公務員們，有視同繳費的優惠政策，而同樣是為華夏付出的農民工，他們隻是和我們的崗位分工不同，沒有尊卑的差異，他們繳納了公糧，為咱們華夏貢獻了第一筆外彙收入。”
“而且，近些年，咱們的土地財政，從農民的手裡，以糧食作物的產量來征收耕地，經過四通一平後，反手就變成了一塊熟地，地皮的價格直接翻了幾千倍。”
“現在，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不高，一瓶五百毫升礦泉水可以買到好幾斤的大米，大米都還沒有水貴。”
“是農民的犧牲，才維持住了城市裡，那些繳納房貸的城裡人的生存成本邊界線，否則，糧價一旦漲上來，城裡就鬨翻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