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解釋道：“《大公報》準備做一個深度係列報道，討論國民的受教育權。這個問卷調查，就是收集老百姓對此的觀點。”
“哦，明白，”譚熙鴻讚道，“這就跟做科學實驗一樣，需要收集分析數據，想不到辦報紙也有如此講究。”
周赫煊說：“一拍腦袋寫出來的新聞，難免脫離實際情況。我們《大公報》的辦報方針是不黨、不私、不賣、不盲，這個不盲既要不盲從流俗，也要不盲目報道。”
譚熙鴻肯定道：“這也是搞科學的態度。”
兩人沒走幾步，周赫煊便找到個小販說：“你好，我是《大公報》的問卷調查員。”
“嘛呢？”小販一臉懵逼。
周赫煊詳細說：“城北的希望小學裡麵，有個學生的父親是殺人犯，母親是娼妓，其他學生家長反對他讀書，要求開除。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小販說：“當然要開除啊！”
“為什麼？”周赫煊一邊紀錄一邊問。
小販道：“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殺人犯的兒子更不能讀書，以後當壞人會害死多少人啊。”
周赫煊又問：“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所有國民都擁有受教育的權利。你認為這個學生有讀書的權利嗎？”
小販理所當然道：“還讀啥書？老爹是殺人犯，老娘是娼婦，這種人長大也肯定不是好東西，早點死了省事兒。”
“好的，謝謝你的配合，”周赫煊說，“請問你的姓名、年齡、職業，有沒有讀過書？”
小販笑道：“我叫李全，32歲，賣糖堆兒的，不識字兒。”
周赫煊又陸陸續續問了七八個人，甚至連印度籍巡捕都調查了，得到的回答驚人一致：殺人犯和娼妓的兒子不該讀書！
譚熙鴻目睹了整個經過，不可置信道：“怎麼會這樣？怎麼可以這樣？”
“彆急，慢慢來。”周赫煊又截住一個戴眼鏡的，看樣子是個知識分子。
那人說道：“當然有權利讀書，現在都民國了，進步的文明社會就要給每個國民以受教育的機會。”
周赫煊問：“如果這人長大學壞呢？有知識的壞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就更應該受教育，學校可以導人向善，糾正他危險的行為觀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謝謝你的配合，請問你的姓名、年齡、職業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我叫魯杏芳，字潤良，29歲，金融碩士，洋行職員。”
這個問完，譚熙鴻才說：“看來還是讀書人明事理。”
“那可不一定。”周赫煊說。
很快又問到一個賣菜大媽，她說：“多讀書有好處，這殺人犯的兒子，說不定長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總共收到五百份調查問卷，最後統計出來：持否定觀點的占87.2%，認為殺人犯和娼妓的後代不應該讀書；而持肯定觀點隻有12.8%（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和知識分子）。
看到這個結果，周赫煊默然無語，他沒想到會如此糟糕。
譚鴻熙都把自己此行目的給忘了，歎氣說：“國人的觀念還需要進步啊。”
第二天，《大公報》把調查結果披露出來，立即在京津知識分子群體中引發熱議，許多學者紛紛發表文章闡述自己的思想。
前一章我們提到，民國初期有三種教育。其中民眾教育理論，認為無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曆史上，這種理念正是發源於北伐時期。
周赫煊沒想到的是，自己那一篇報道，居然促使“民眾教育理念”提前興起，點燃了全民教育的火種。
做為幾十年後的現代人，你很難想象民國初年那種蒙昧，罪犯的兒子不配受教育，居然會是大多數老百姓的共識。
解放思想，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