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是他們的車窗外有人扒上來了，無比危險地向上攀爬，很快那人的上身便爬到車頂，車窗處隻能看到兩隻腳亂蹬。
一個上去，緊接著又是下一個。偶爾爬上車頂的人，還會伸手拉拽幫忙，不到片刻火車頂部便坐得密密麻麻。
張樂怡驚慌問道：“怎麼會有這麼多人爬火車？”
周赫煊表情凝重道：“都是闖關東的災民。”
山東年初暴雨成災，入夏又出現嚴重乾旱，繼而蝗蟲群起為禍，間雜著各種風災和雨災，夏麥秋禾殆儘無疑，災民達1000萬人以上。重災區顆粒無收，餓殍塞途，災情更重的地方甚至“草根食儘，人煙斷絕”。
周赫煊還記得《大公報》的報道：“魯災區農民多食破氈、棉花、皮革，或自儘、餓斃，銅元5枚可購一女。”
五枚銅元可購一女，五枚銅元啊！
就算是當20文的大銅元，五枚銅元也才3分多錢，隻夠買一張報紙。
都說亂世命賤，如今大災降臨，人命居然隻值一張報紙的價格。
如今北方各大報紙，都在報道山東、河北的災情，其中以山東最為淒慘。
就連洋人報紙也加入進來，報道內容如下：“魯省待救難民，與戰後歐洲難民待救之情形，不相上下也。據大概調查，山東最困苦之災民，總計有千萬以上，約占全省人數四分之一……設無得力之大宗救濟，恐餓斃者，不免有二三百萬之眾。”
一位洋人記者深入災區，對這場大災荒如此描述：“災民的苦難是震撼人心的。難民營裡的人普遍染病，麻疹、水痘、肺炎、猩紅熱，比比皆是。許多人橫死街頭巷尾，屍體曝陳多日，也得不到掩埋……”
而山東的督軍張宗昌呢？
他可沒打算賑災。
當張宗昌從前線返回山東後，在中國居住20多年的《紐約時報》記者哈雷特·阿班，立即上門拜訪，希望能夠約談賑災事宜。
張宗昌好酒好菜招待哈雷特，哈雷特這樣描述那場晚宴：“滿席價值連城的山珍海味，外加法國香檳和高級白蘭地，豐盛到罪惡的程度……他（張宗昌）躊躇滿誌地向我炫耀一套從比利時定做的西餐餐具，可供四十人同時進餐。每件餐具，包括咖啡杯在內，全是切割玻璃的。他吹噓道，全套餐具的價錢要五萬五千美金。”
哈雷特在給《紐約時報》總部的報告中寫道：“山東的問題是人禍，是山東督軍張宗昌的巧取豪奪直接導致的。用美國人的錢來賑濟山東的饑荒，無異於資助這個惡棍。若災難不救，山東人民很可能就揭竿而起，將他趕走。”
《紐約時報》本來打算募集數百萬美元捐款，幫助山東賑災，但哈雷特的報告發回去後，美國那邊立即放棄了募捐計劃。
正如哈雷特所說的那樣，“若災難不救，山東人民很可能就揭竿而起，將他（張宗昌）趕走”。自從災荒發生後，山東遍地紅槍會起義，不僅抗租抗捐，還攻擊官府和劣紳。
其中自然有我黨的身影，我黨趁著災荒在山東發展出不少前期武裝。某些部隊甚至生存到抗戰時期，成為敵後抗日的中堅力量——除了東北，山東敵後抗日打得最慘烈。
山東不僅有起義，還出現了無數打家劫舍的土匪，某些地方甚至成為土匪的世界，家境富裕者紛紛躲到青島避難。
張宗昌對此毫不在意，照舊征收重稅，甚至從前線調回部隊鎮壓起義。有些士兵殺紅了眼，乾脆化身為土匪，他們甚至連普通災民的口糧都搶，導致情況更加嚴重。
周赫煊本來興高采烈去東北，現在被搞得興致全無，整天倒在鋪位上睡大覺。
清晨睡醒，張樂怡拉開車窗簾說：“快到地方了吧……天啦！周大哥，你快看。”
周赫煊趴在窗後向外眺望，隻見沿著鐵路，不時便出現幾具路倒的屍體。這些人都是來闖關東的，但卻病死餓死在途中，有的甚至還沒死透，躺在地上艱難掙紮，睜大眼睛無助地望著天空。
“去他媽的張宗昌！”周赫煊忍不住爆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