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動畫片一直以來的市場定位都是兒童化的，這一觀念哪怕是到了二十一世紀都沒能徹底的扭轉，而‘那年那兔’的這部動畫電影，雖然沒有規定說成年人不許觀看，可是通常而言，除非是陪同著家裡的小孩一起，否則，是很少會有成年人單獨花錢去看這樣的電影的——不是說絕對沒有，但這種情況真的很少，畢竟對於這個時代的人們而言，電影的票價可不便宜，不是有特彆的理由，誰會花一頓肉的錢去看一部自己不感興趣的電影？
說到這，就不得不提電影的宣傳了。這年頭的電影，可不像二十一世紀那樣，還沒有上映就會滿世界的宣傳，觀眾不僅可以提前了解到影片的大致劇情背景和一些內容，甚至還能隨意欣賞導演剪輯的預告片——八十年代上映的電影，最多也就是在影院的門口會貼上一張宣傳海報，至於影片詳細的內容，是必須要自己親自去觀看過才能了解的。
問題就在於此：周曉東與鄭波這兩人都是有正式工作的，而影片上映的頭幾日，都不是國家法定的節假日，這也就意味著他們要想觀影的話，就隻能等到晚上才有時間去看，然後即便是回來馬上就寫舉報材料，也得等到第二天才能舉遞，可是從報社與紀檢部門收到信件的時間，及郵局方麵調查的紀錄來看，他們分明就是在影片上映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已經投出了信件。
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如果這倆人如果是通過正常的信息渠道，是根本不可能在影片上映的當天就了解到這是一部怎樣的影片的，而以他們的年紀和為人，如果不是事先知道這部電影‘有問題’，又怎麼會第一時間就跑去觀看？
就算不考慮票價和個人喜好這方麵的因素，在大多數國人的觀念中，一個成年人喜歡看小孩子才愛看的動畫片，這本身就是一種很丟臉，很不成熟的表現——是的，這種邏輯很沒有道理，但誰也不能否認它的存在，尤其是對於周曉東和鄭波這樣的國家公職人員而言，在這種本就事非多的圈子裡工作生活，自己就是最愛打小報告，又好麵子的人，沒理由會不顧忌這方麵的問題。
可惜的是，這種違和感，僅僅隻是趙忠義個人的猜測，它甚至都不足以被拿到台麵上成為證據，因為誰也沒有規定說成年人不能喜歡和觀看動畫電影，而周曉東與鄭波兩人，也是毫不掩示的承認了自己觀看電影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除非能找到新的證據和證人，否則，就算內心再怎麼懷疑，趙忠義也沒有理由去質疑對方。
“有意思。”
聽完趙忠義的講述，老趙似乎並不感到意外，嘴角浮現出一絲帶有玩味的笑容，眼神卻是一片冰冷。
略微沉呤，老趙抬頭看著趙忠義說道：“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但這還不夠，我需要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去看這部電影，背後有沒有人安排和指示，目的又是什麼。”
微微皺眉，對於老趙的這個命令，趙忠義卻是顯得有些為難：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對方並沒有留下什麼明顯的證據，同時，他們的行為雖然不怎麼光明正大，卻也沒有觸犯國家的法律，在某種程度上，政府甚至是鼓勵這種善於發現問題和勇於舉報的行為的，所以他根本就沒有理由和罪名去拘押對方，采取更為強硬的審問手段。
當然，有沒有證據，這對於他現在所任職的這種強力情報機構而言，倒不是什麼大事，可問題是，誰也不知道這兩人在這件事裡被卷得有多深，像他們這種炮灰，很可能隻是隱藏的對手所利用的一個小卒子，就算抓起來，也未必能問出什麼有用的情報，相反，卻很可能會打草驚蛇——萬一，這隻是敵人的一次試探呢？這種敏感的表現，豈不等於是告訴了所有人，這部電影的創作和發行方很不簡單？否則，區區幾封匿名舉報信和批評文章，有什麼資格驚動神矛局這種級彆的強力部門？
而不動用強力手段，要從這種小人嘴裡套出話來，難度就太大了——這年頭的國人，都是從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中走過來的，尤其是這種喜歡舉報彆人的政治投機者，雖然沒有受過什麼專業的間諜訓練，但為了防備仇家的報複，平常的言行舉止那都是小心翼翼，絕不敢有絲毫的行差踏錯的，在這種環境下磨練出來的人，想想都知道他們的嘴會有多嚴，要是能隨便問得出來，趙忠義又何必等到現在？
可是，命令就是命令，領導既然開了口，就不會管你有多少困難，不然還要他們這些人做什麼？
從辦公室出來，趙忠義想了想，決定還是請教一下前輩，找到關係最要好的李悅新，把這事情一說，然後便靜等著對方的答複。
聽完趙忠義的講述，李悅新稍作沉思，便有了對策，說道：“這事說難也不難，你可以從他們身邊的人下手。照我的分析，這兩個人應該就是被人利用，所以能指使他們的人，肯定不會是用那些間諜的方式跟他們接頭，應該就是身邊認識的人，而能夠指使他們做這些事，多半也是有些身份和能量的，鎖定這幾個特征，再查一下他們最近都跟什麼人接觸過，看看這裡麵有沒有什麼交叉點，這樣一來，範圍就能縮小很多了。”
趙忠義恍然大悟，心中卻是羞愧不已：這麼簡單的辦法，自己怎麼就沒想到？當然，對於李悅新的無私指點，他也是萬分感激的，雖說是為了公事，但人家也沒有義務教你不是？正想說些感激的話，韓紅梅卻走來，將李悅新叫去了局長的辦公室，隻得作罷。，找書加書可加qq群952868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