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華國, 沒有經曆閉關鎖國，被強敵欺-辱, 喪權辱國, 國破家亡的百年, 國力強大，經濟文化在世界上擁有數一數二的影響力。華國國家電視台被全球大多數國家轉播, 在華國, 乃至全球，都擁有極為廣大的受眾群體。
蘇碧曦對於自己能被華國電視台邀請進行訪問，也是十分驚訝的。
采訪這一天, 蘇碧曦穿著得體的長裙, 化著淡妝, 走進了華國電視台的直播室。
例行公事的寒暄後, 女主持人先是插播了一段陳傅良案的前情剪輯視頻，之後便麵向蘇碧曦問道：“白小姐，聽聞你不滿二審判決，已經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了, 是嗎？”
蘇碧曦：“是的。”
女主持人：“社交媒體上，很多人都主張原諒被告, 不應該判處死刑, 畢竟被告因為一些原因，存在心理問題, 又是未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白小姐從未對這些呼籲進行回應, 不知道白小姐是如何看待這些呼籲的？”
蘇碧曦頓了頓, 語速很慢地說道：“我很抱歉，我隻是一個普通的妻子，普通的母親。我隻要一想到殺了我丈夫，殺了…..我兒子的人，現在還活在世界上某一個地方，哪怕是監獄，能呼吸，能吃飯，能睡覺，能唱歌，能聽看電視，甚至還能跟人開玩笑，我就心痛地恨不得馬上去死。而在華國，諸位都知道，一個未成年人被判處無期徒刑，通過各種減刑，最多不過服刑不到十年。”
女主持人：“白小姐言下之意，是會堅持訴求死刑到底嗎？目前，世界範圍內都有一股廢除死刑的潮流，很多人都認為死刑是進步文明的體現，歐洲等一些國家早就廢除了死刑。死刑侵犯了人類的生命權，人權，一旦發生了冤案，根本無法挽回。即便是這樣，白小姐仍然要堅持死刑嗎？”
蘇碧曦深吸一口氣，皺起了眉頭，稍稍提高了音量，“我自出生以來受到的教育，法律的作用是對指引，評價，教育，預測和強製。法律指引人們可以做出某些行為，評價人的行為是否合法，教育規範人的行為，並且保證法律可以得到實施。那麼，如果廢除了死刑，是否就是代表法律認為惡意殺害了無辜者的犯罪者，發動恐怖襲擊的恐怖分子，喪心病狂屠戮了無數平民反社會分子，法律保護這些人的人權和生命權，反倒認為無辜喪生者的人權和生命權不值得尊重嗎？”
“諸君看見了歐洲許多國家廢除了死刑，卻沒有看到歐洲在新世紀數以百計的恐怖襲擊，眾多無辜平民在火車站，汽車站，飛機場等每天都要用到的公共場所，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殘肢滿地，而凶手被判幾千年的刑罰，真得有幾千年去服刑嗎？如此可笑的判刑，真得能撫平死難者的冤魂，受害者遺族以及因此而殘疾一生者的怨懟？歐洲底層平民反對廢除死刑的呼聲從未停止過，而這些聲音卻被政客們選擇性地忽視了。因為真正遭受這些災難的，並不是法律的製定者，認為需要廢除死刑的人。”
“雅科布斯認為，刑法的任務從一開始就不是法益保護，而是證明規範的有效性。也就是說，刑法的任務在於，確保一種用於保護個人作為人的合法權益和共同體社會，賴以存在的規範存在。當一個人作為人的存在權利都被其他個體的眼中暴行剝奪了，也就是個人的根本法益和社會共同體賴以存在的根本法益被侵犯了，死刑應當被加以適用。這個世界上的確還是好人居多，但是誰能站出來保證，世界上沒有魔鬼的存在？”
女主持人：“可是那還隻是個孩子？”
蘇碧曦立時反問：“所以孩子就可以胡作非為，傷天害理了嗎？凶手是一名十五歲的孩子，而我的兒子隻是一個四歲的幼童。何以用來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的法律，隻是維護了凶手的權利，卻不曾去管我丈夫和兒子的權利？難道因為他們已經去世，所以他們該死，根本不需要法律還他們一個公道了嗎？”
“廢除死刑，隻是維護了犯罪者的人權，那麼受害者的公正，法律就可以忽視了嗎？如果忽視受害者，受害者遺族的權益和安撫，救濟和福利不能成為製度，廢除死刑運動就是政客爭奪選票的惡劣手段，就淪為最冷血最可恥的偽善。因為廢除死刑，某種意義上，法律代表死者和受害者，原諒了那些犯下滔天惡行的凶手，可是法律又有什麼資格這麼做呢？我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個體，一個民族，如果連複仇的願望和行動力都喪失了，又怎能威懾其他個體和種族不來加害於他，他的基因又怎能延續下來？”
女主持人：“可是法律是公共意誌的體現，死刑並不是法律製定的，它是由人類意誌決定的。”
蘇碧曦：“任何東西，包括法律，都處在不斷發展和進步之中，否則必將遭到時代的淘汰。在現今的刑事訴訟法中，就我知道的範圍之內，幾乎沒有關於受害者遺族的權利。不僅如此，法律不但沒有給受害者以及遺族權利，還摒棄了受害者傾訴悲傷的自由，將人當成冰冷的文字來對待。法律在維護犯罪者方麵考慮到了方方麵麵，卻連被害家屬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完全自然而然地忽視了。”
“國家作為權力機關，獨占了刑罰權，禁止民眾做出傷害犯罪者的行為。居於極端強勢地位的國家，裁決處於弱勢地位的被告人，所以法律考慮到了弱勢地位的被告人包括辯護權，未成年人權益等等權利。可是在這樣的體係之內，卻完全將受害者以及遺族排除在外。”
蘇碧曦譏諷地笑了笑，“因為要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兩次開庭都沒有開放給媒體轉播。諸位可能不知道，在第一次庭審時，我要帶我丈夫和兒子的遺照出庭，希望能夠讓他們親眼目睹殘忍殺害他們的凶手得到審判，卻被審判長以顧及到被告的心理和情緒拒絕。我那時候隻能想到，審判長在照顧凶手的心理和情緒時，是否想過，我的丈夫和兒子被殺時，他們的心理和情緒，為何沒有人來顧及？他們不是更加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地被顧及嗎？”
女主持人：“聽聞被告的家屬曾經請求白小姐出具一份諒解書，作為被告減刑的理由之一，白小姐拒絕了，能說說為什麼嗎？”
蘇碧曦：“我個人對於家屬出具的諒解書，觀點可能跟現行法律有比較大的出入。我認為，任何因為案件對於受害者產生的負麵影響，都應該被考慮進去。而唯有家屬出具的諒解書，不應該被列入減刑條件。因為，受害者以及家屬所受到的傷害，也是法庭量刑的參考，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惡劣影響。如果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屬出具諒解書，表示自己沒有受到傷害。那麼，法庭可能按照案件情節輕判，甚至減刑，從而忽略了受害者以及家屬受到的傷害。但是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屬沒有受到傷害，不應該作為減刑或者輕判的理由。因為，受害者以及家屬，根本就不應該受到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