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民偉得到了李胥麗從驥二郎從傻鬼從其他鬼口中得到的情報之後，就立即調整偵查方向和重心。
徐鬆青的通話記錄，早就被調了出來，此時再看起來就有了一些問題。
“如果是因為歸還手機產生了衝突，那嫌疑人和其母親在案發當日的通話記錄，就顯得有問題了。”
“在案發當日，法醫確定的死亡時間範圍及之前，他和他母親打了七個電話。我認為，是死者和他打的。”
報警人發現屍體的時間相對較晚，所以法醫並不能確定精準的死亡時間，隻能給出三個小時的區間。
驥二郎提供的情報中，雖然有徐鬆青打死人之後立即離開現場，並在離開小區之前完成了手機轉賬，但因為沒有證據所以暫時不能用來修正死亡時間。
同樣的，關於歸還手機導致凶殺案這一點，目前也是有待考證的。
所以在會議上，有人提出了質疑。
“但這幾個通話有問題的前提，是我們能夠確定嫌疑人當日丟失了手機，並且被死者撿到了。”
“誰家三十二歲的兒子和自己母親聯係這麼頻繁？”
“常理是這樣的，但我們得講證據啊。”
“駱隊說了他有線報可以確定凶手就是徐鬆青，我們就從這一點來逆推證據嘛。”
“找一找同時間其它通話記錄的聯係人，如果真是這樣，那當時其他人給嫌疑人母親打電話的時候，肯定是嫌疑人接的。”
“這都幾年了啊，誰還記得，而且這很難作為證據，因為沒有證據。”
口供是重要的，但涉及到了命案的時候，口供的重要性就遠不如凶器，案發現場的腳印、指紋、DNA這些物證。
因為存在著翻供的可能性，特彆是這種幾年前打的電話，有幾個人能記清楚當時說了什麼？
考慮到通話人和凶手及其母親之間的親近關係，還存在著做偽證的可能性。
“拿著通話記錄問一問，也沒什麼損失。如果有人記得，那就能幫助我們確定線報的真實性。”
“駱大隊長的線報，我是相信的，之前的幾個案子都破的很利索。”
“那幾個案子的線報都有證據啊，這個什麼證據都沒有啊。”
之前驥二郎辦的案子，都是提供了確鑿證據的。第一個就不多說了，第二個案件在飄窗裡發現了贓物，第三個案件裡在車裡發現了贓物。
隻有這一次，截止到目前可以說都是空口無憑。
所以，此時聽到質疑的駱民偉，就有些腦仁疼了。和質疑本身無關，他是喜歡在召開案情討論會的時候，有更多人提出更多想法和質疑，這有助於破案。
一言堂要不得，畢竟他又不是有陰陽眼的驥二郎。
而且就算是驥二郎，要是碰到了死者沒有變成鬼，案發現場也沒有看熱鬨的鬼等情況，在破案方麵是遠遠比不上他的。
或者是像現在這種情況，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驥二郎的‘一言堂’肯定是會被質疑的。
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是這樣的。
“駱隊，你說兩句吧。”
被副局長點名，又被其他人目光聚焦的駱民偉，有些不知道該說什麼是好了。
他有些後悔過早的說出剛得的線報了，但知情不報這種事情，驥二郎可以乾，他不能乾。
晚一步確定正確的偵查方向，就意味著警力資源的浪費。
命案積案當然是要努力去破的，受害者不應該死不瞑目，凶手不應該逍遙法外。
如果命案現案有太多變成積案，命案積案又始終無法偵破，那基本上等同於是對犯罪者的鼓勵和放縱。
但也不能為了破命案積案，而導致其它案件的人手不夠用，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所以，駱民偉對驥二郎的需求，以及某些方麵的妥協完全可以理解。
“我相信我的線報。”
駱民偉不得不說，也不得不選擇相信——嫌疑人的確立就是基於驥二郎的情報，如果他不相信，那就又回到了什麼線索都沒有的局麵，已經做出的努力全都白費。
這話說出來之後，他就像是放下了某種負擔一樣，開始從自身的專業角度來討論案情，調整和安排方向。
其他人的質疑還在，卻並沒有再爭辯什麼了。
說白了，這就相當於駱民偉選擇擔責，如果這條偵查方向是錯誤的，那他的前途就沒有了，現在的位置都不一定能保得住。
命案積案壓死人的說法，其實不算誇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