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東新米的培育成功讓當地從漁獵轉農耕的變化中，並沒有經曆轉型的陣痛，反而有相當多的人因此得以累積了錢財
在手。
祚榮身居其中看得到，十年變遷之間，耕者有田，居者有屋，一直從泊汋擴展到整片安東大都護境內。
以至於高麗遺民此後以大唐子民自居，再不談複國之事，靺鞨部紛紛來歸，甚至有自黑水平原那頭遠道趕來。
語言和文字便很快在其中鞏固著歸屬感，律法與禮儀則讓官吏的管轄變得更加容易。
倘若再讓祚榮去選一次的話，在當年他絕不會舉起那支意圖射向安定公主的弓箭。
好在他並未能夠得手，反而是在今日作為遼東子民中的一個代表，寫下了這個答案。
相比起在此問上落筆不絕的考生，祚榮給出的答案，就算加上了隨後的例證，也絕對算得上是短的。他寫字的速度也並不快。
但當此地的監考官朝著這個有胡人相貌的年輕人看去的時候，實不難發覺，他在落筆之時的從容不迫，很有一種在問答家常便飯的閒適。
同樣有著這樣表現的人，在學士院的考場中還有一位。
但她手中握著的，不是毛筆，而是一隻炭筆。
她的眼睛看著前頭的考題，炭筆則在備用的紙張上緩慢而穩健地書寫運算。
那是時務策選答的第二問，出自義陽公主李下玉之手。
這道結合了多地糧倉貯存損耗、水渠運載能力、船隻續航、路線選擇的算術實在很複雜，也必然不會在大多數參與考核之人的選擇範圍。
但王師若的情況不太一樣。
她的曾祖父完成了算經十書之中的《緝古算經》，開啟了三次方程的求解。所以她幼年之時以桃枝在地上寫畫的，便是《緝古算經》中的民工修築等腰梯形河堤的問題。
炭筆比之毛筆更為穩定紮實的手感，也讓她在一行行計算之時，覺得自己並非身在考場之上，而是在家中。
這道比起民生也更偏向於計算的問題，簡直像是為她量身定製的。她當然答得上來。
而有點意思的是，第三問和第二問其實很像，但第二問重在計算和效率，第三問則是在問方略。
許穆言向安定公主自薦的時候，有提到過水路運輸的策略，尤其是關於腳錢的考慮，所以今日的這一問，不在運載，而在宏觀的水利局勢。
若是用現代的話翻譯過來就
是，請分析當前江南水利問題，並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殷頤然在掃過了前後五問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個問題。
她雖在關中生活多時，但她畢竟是杭州錢塘人士，若說江南，北地出身的人自然不如她了解。
以考生的身份來到此地和外命婦身份前來的差彆，在她提筆寫下“盜湖為田”弊病的那一刻，已完全被她拋在了腦後。
在這一個個字落於筆下的同時，她仿佛已然得到了天後的許可，能夠以臣子的身份去對著江南東道著手治理。
盜湖為田的問題因江南疏於治理的緣故相當常見，但轉湖為田後卻時常出現“鄉田歲無不旱，昔日膏腴，今為下地”的情形，隻因沿海數州，江水之中常有鹹潮，一旦湖河有變，常有鹹潮倒灌。
如若百姓耕地真已到了拮據的地步，適當的廢湖勢在必行，但必須由朝廷敕令規劃，加之修築堤堰蓄淡禦鹹……
對於如何有節製地臨湖開地，修築水利工程，在並無具體問題的情況下，殷夫人也無法答到格外細致，但她越是往下寫，早年間在江南生活的過往，便越是清晰地浮現在了她的腦海之中。
秦淮之源的絳岩湖流域，饒州洪州江州的彭蠡流域，都是條件絕佳卻還疏於經營耕作之地……該當予以重視。
無獨有偶，在與她的女兒顏真定同一間考場裡，有人在答卷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與水爭地，至於澇時，則水無所歸。蓄水無術，至於旱時，則水無所得。”
宗燕客寫到這裡，攥緊了手中的筆。
她其實不太確定，自己到底應不應當選擇這道題來回答。
她畢竟是出生在蜀中而非江南，在前幾年和幾個兄長一樣被接到了關中教養，更是不曾前去江南。
但她見過父親任職之地的水利工程，曾經聽外祖母諸葛夫人說起揚州運河，並非對此一無所知。
當她的兄長正在參與今年的製舉，去爭奪那個周國公襲爵之位的時候，她也總該用這另外一條門路爭取一點機會。
在取名一事上，兄妹幾人公平得很，但在真正的地位上，世人總不會將她和前麵的兄長相提並論。
她此前年紀小，也還在進學之中，沒有這個出頭的機會，現在卻有了這個接近於同
台競技的場合，真是何其不易。
那她便不能在此次的答卷上，給出一個墨守成規的答案！
她凝神定氣了須臾，那雙在顏真定看來和天後與安定公主有些相像的眼睛裡，閃過了一抹略顯陰沉卻也銳利的光。
隨後繼續提筆，寫了下去。
而在此刻，顏真定也終於在糾結了一陣後選擇了自己要回答的問題。
她在來前的擔心一點沒錯。
她確實飽讀詩書、過目不忘，但天後的此次選拔，既要給入選者以外朝女官的身份，便不能隻會讀書而已。
對外宣稱讓珠英學士修編的《三教珠英》也並不僅僅是一本文史之書，還有其政治意義。
或許在修編文書之餘，還會需要她們如同天皇陛下的禦前待詔一般，去處理其他的問題。
所以每一個時務策問題都是有的放矢。
那麼她在哪一個問題上最能表現出自己的優勢所在呢？
或許，能夠言之有物的，也隻有第四個問題。
那是一個兩問合並，出自太平公主的教習老師鄭紜之手。
前半句問的是，《史記》寫漢武帝，書中多有諷刺的意思，在漢代之時，對其的評價大多說它是謗書，比如東漢王允殺了蔡邕的時候，就說，“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所以王允也不能留著蔡邕，讓他的筆有機會寫下第二本謗書。修編史書的人寫出一本“謗書”，是應當的嗎？
而後半句則問，《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與《史記》相比，存在哪些不同之處。
顏真定年紀雖然不大，但通行於世的史書，她因家傳的緣故，已有十多年的通讀精讀曆史，對於史記的爭論她更是多有耳聞。
前漢之時，礙於漢武威儀，對於史記多是批駁遠遠多於褒獎，到了今朝，則顯然能以更為客觀的方式看待。
隻不過，修國史之事實在像是個燙手山芋。
司馬遷有寫《史記》發於情的控訴，當朝的許敬宗又何嘗不是被指控對史料有所刪改。
若要評點、甚至是參與到這樣的事情中，她無疑需要莫大的勇氣。
以天後一步步攀升的權勢，或許在她選擇了回答這個問題時，也就會給自己選定未來的命運。
如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