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譚跟郭圖、辛毗表態的內容，當然隻是私下裡的交談，他並沒有想要對外泄露的意思。
但是，很顯然郭圖和辛毗都是已經打算跳船投劉的人了，所以哪怕袁譚希望保密自己的談判底限，他的上述表態，還是在短短數日之後，就通過郭圖和辛毗的秘密渠道，送到了諸縣的諸葛瑾手中。
諸葛瑾看了袁譚的內心底限之後，也是按部就班，先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作出相應部署、以便儘快滿足袁譚的其中一部分需求，彆誤了正事、軍機。
然後，諸葛瑾把自己的隨機應變臨時處置、以及郭圖辛毗的原文，都附在後麵，又讓信使跑了一趟合肥，把情況跟劉備本人報備。
這一來二去的，最終“決定版”內容送到劉備手頭時，都已經是建安八年的五月初了。
從這一輪最開始跟袁譚接觸、答應袁譚的求援，到最終試探出袁譚內心的投降底限，也是花了足足一個多月。
但考慮到其中有三趟折返跑、千裡傳遞談判，一個多月已經是非常非常快了。
如果沒有更可靠、更高效的新式信鴿作為通訊手段。如果沒有劉備的充分授權、讓很多細節小問題可以由諸葛瑾在前線就直接拍板。
那麼這一切都不可能這麼快摸透，每缺一點，至少多耽誤一個月時間。
……
五月初五，合肥。
剛搬到合肥不久的劉備，諸事還在整頓梳理。幕府事務千頭萬緒，估計也要個把月才能完全磨合。
劉備搬到合肥這一行動，對外也是非常低調、隱秘的，並沒有大張旗鼓宣揚。
因為諸葛亮知道，如果高調宣揚主公到了合肥，固然能對合肥、壽春一帶的駐軍形成士氣鼓舞，也更容易做戰前動員。
但更容易導致淮河對岸的曹軍警覺，讓曹軍意識到，一旦他們和袁尚再次開戰，劉備就有可能在淮西方向背刺他們。
所以，為了麻痹曹軍，還是暫時隱忍一下。至於對己方的動員和鼓舞，真到開戰前夕再讓劉備親自露臉也來得及。
此前的準備工作全權交給趙雲就行，連諸葛亮都不用露臉。
劉備這陣子，就在合肥閉門處理事務，就算要出巡，也都是微服私訪。
這天午後，劉備也是憋得難受，剛剛上午微服出巡了一圈，順便出城騎馬射箭打獵，回來後正在用午膳，諸葛瑾的信就送到了。
劉備連忙差人去喊諸葛亮過來一起吃午飯，一邊自己先看了一遍信，等諸葛亮到了之後，又把他大哥的信丟過去，讓幫著一起參詳參詳。
“先生以為，佐治透露的袁譚內心底限，跟令兄的分析，應該大差不差吧？若是如此，似乎也不是不能答應？”
諸葛亮仔細看了一下，先看郭圖和辛毗透露的一手資料，又看他大哥的分析，最後再用自己的語言幫劉備總結了一下：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總結下來，袁譚最終希望的，是三點：
首先，無論他是否歸順我軍，都希望我軍先展示誠意，讓子義和公瑾先把這次的南皮之圍解了——這一點，家兄也已經安排了，說不定現在子義已經在跟袁尚軍交戰了。
其次，袁譚還要觀望一下，我們有沒有兌現承諾的實力。換言之，我們的誠意和信用，他已經不懷疑了，隻是懷疑我們的實力。如果我們不能展現出正麵戰場上堂堂正正擊敗一次曹賊的實力，那麼我們再有誠意也沒用。
說得難聽一點兒，他就是怕受‘再降之辱’，這也是人之常情，隻能怪他沒見識，不知我軍上下何等眾誌成城，天下人心何等向漢。”
劉備聽到這兒，臉色稍稍有點不快，但也是理解地點了點頭。
他知道，如今天下諸侯，還是覺得北強南弱，覺得一個諸侯，能夠在南方偏遠諸侯中間廝殺成老大，絕對碾壓其他南方諸侯，也不能等同於他就有實力抗衡中原了。
必須打一場堂堂正正的主動進攻北方中原諸侯的戰役，還要確保打贏，這才能讓這些牆頭草勢力真正打入一針強心劑。
如此看來，諸葛瑾和諸葛亮兄弟為他安排的“趁著曹操再次進攻袁尚時，對曹操的淮西和徐州彭城發起攻勢”，倒是有了更重大的意義了。
這不僅僅是為了奪取兩三個郡的地盤，更是為了展示肌肉，以壯軍威，讓天下的搖擺者多一份忌憚。
讓他們以後決定外交態度的時候多想一想彆的可能性，是為了爭取更好的外部形勢，將來拉攏和團結更多人。
換言之，這不僅僅對袁譚有吸引和威懾的作用，對劉表、劉璋也是一樣有潛移默化的效果的。
隻是這種外交態度上的轉變和貢獻，很難具體量化出來。但不管怎麼說，這事兒絕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不是白忙活。
至於諸葛亮說袁譚是擔心“再降之辱”，這幾個字倒是總結得非常精妙，也是諸葛瑾信裡不曾寫的，確屬諸葛亮原創。
說來也是諷刺，原本曆史上“再降之辱”這個詞，還是蜀漢末期、著名投降派譙周等人發明的，那群人在勸劉禪向鄧艾投降時，說“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